上世记最富离经叛道品质的经济学家，似乎偏爱在芝加哥大学亮相。1992年的诺奖得主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教授，即便在高手云集的芝加哥学派，也依然是独树一帜的奇才。原因在于，他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与基本假设，不断地向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侵犯”，将经济学方法与工具，随手用于非市场、非经济领域的分析，由此开创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代。1968年，贝克尔的论文“犯罪与惩罚：一个经济学观点”公开发表；6年后他的专著《犯罪与惩罚的经济学文集》出版；又2年后，论文集《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出版，其中当然收入了1968年的那篇犯罪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贝克尔对犯罪行为的经济学研究所得结论，初读令人瞠目结舌，继而又不得不佩服作者石破天惊的洞见和他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成功开拓。贝克尔在“犯罪与惩罚：一个经济学观点”一文中指出：任何犯罪都是对他人的损害，在这一点上，犯罪与引起负外部性的其他行为（如室内吸烟或企业排污）并没有区别。在贝克尔看来，人的犯罪行为，并不是因为犯罪者与常人有着不同的行为动机，更不是因精神错乱或出于对社会的报复。恰恰相反，犯罪行为对于当事人而言，同样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易言之，一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如同其他人选择从政，或选择经商、治学一样，是比较了他在犯罪与其他行为选择的预期效用大小，并比较了犯罪与其他行为选择所支付的成本之后，所采取的一种理性选择，唯一的区别，仅在于他们效用函数的差异。这里简释一下“效用”一词：“效用”是指人的心理所获满足的程度，纯属主观判断。“效用”一词被引入经济学，是19世记后期边际革命的重大成果。除了犯罪的预期效用与成本比较外，特定时期内犯罪数量的多少，与定罪的不确定性相关，后者又涉及到犯罪成本的不确定性。贝克尔的理论，对于中国官场塌方式腐败的犯罪，所具解释力度极其强大。不过我的文章不是从中国政治生态中寻找案例，而是在世界优秀电影中寻找对贝克尔犯罪经济学的印证。任何一部优秀电影，都反映人的真实的行为逻辑，都符合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是人们基本稳定的偏好假设，这是借助经济学前沿成果解读优秀电影与小说的基本前堤。几经思考，我决定选用法国电影《香水》（Pevfume:A Stovy ofMuvdevev）来印证贝克尔的犯罪经济学。
《香水》是根据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故事发生在法国社会最黑暗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后来成为世界香都的巴黎，在路易十四时代却是世界上最臭的城市，而影片中的罪犯（也是主角）让.葛雷诺耶（Jean-Baptiste Gvenoouille），恰恰就出生在这个城市最臭的地方——巴黎一处充斥着烂鱼内脏、腐肉和蛆的鱼市场，这一天是1738年的7月17日。葛雷诺耶的生命力极顽强，他来到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就将生母送上绞刑架——人们指责其生母犯有弃婴罪。盖拉尔太太收容了这个没有双亲的弃婴，目的是在几年后可以卖个价。葛雷诺耶５岁时还不会说话，却早早发现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鼻子——他的嗅觉超人地灵敏，他所感受到的各种气味，人类没有足够的语言可以表达，各种气味构成了他自己的语言系统，可惜世人无法与之交流。７岁时盖拉尔太太将他卖给皮革作坊的老板葛里麻，15岁又被葛里麻转卖给巴黎的香水制造商巴尔蒂尼。当时巴黎的香水制造商至少有一打，而其中最成功者非巴尔蒂尼莫属，不过在葛雷诺耶来到之前，巴尔蒂尼的香水制作正陷入低谷。在转卖给巴尔蒂尼之前，葛雷诺耶曾随着葛里麻将制成的皮革送往客户，途中偶遇一名卖水果的少女。引起葛雷诺耶兴趣的，不是少女的容貌与肌肤，而是少女身上的气味。他不知不觉地尾随着少女，完全忘记了周围一切，专心在少女身后贪婪地吸着气味。受惊的少女慌忙逃离，但怎么能逃出葛雷诺耶的嗅觉范围呢？葛雷诺耶遁着少女的气味，最终又找到她。当葛雷诺耶再度出现在少女身后的时候，他突然感到附近有人在走动。为了防备少女发出声音，葛雷诺耶伸出手捂住少女的口鼻，并将她拉到墙角旁隐蔽起来。少女挣扎无力，过了一会儿在确定附近的人离去后，葛雷诺耶才松手，而此时少女己因窒息而死。葛雷诺耶的第一次杀死人，完全出乎预料。他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获取嗅觉的满足。至于少女的不幸，正是葛雷诺耶为追求自身效用所引致的外部性。当然，这是一种负外部性。少女的死，葛雷诺耶也感惋惜，但他惋惜的不是少女的生命，而是随少女死亡而即将消失的气味。他在刚死去少女的身上，更贪婪地用双手尽力捕捞仅剩的气味，并低头用鼻子深深地吸入。葛雷诺耶回到皮革工场后，因违背葛里麻的规则，遭到葛里麻的一顿毒打。葛雷诺耶是打不死的，因为他有一种求生的使命感——他决心要学会对气味的收集和保存。机会终于来了，葛雷诺耶奉命送皮革到香水制造商巴尔蒂尼那里，他立即对巴尔蒂尼的香水研制实验室产生强烈兴趣。在证明了自己的嗅觉天赋后，巴尔蒂尼终于同意以50法郎的价格从葛里麻那里买下葛雷诺耶。此后，巴尔蒂尼向葛雷诺耶传授了从大量红玫瑰中，借助蒸馏法提取花的香精的方法，这种芳香的气味正是红玫瑰的精魂。巴尔蒂尼的要求是，当这些花死去时，其芳香必须丝毫无损地保存。巴尔蒂尼告知葛雷诺耶：高尚的香味如同音乐必须有三调，前调是最初体验，中调是主题，后调才是绕梁三日不散的余韵。葛雷诺耶的来到，使巴尔蒂尼的香水制造重新在巴黎兴旺起来。葛雷诺耶还从巴尔蒂尼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古埃及某个法老的墓葬中，人们曾发掘出一个双耳陶瓶，某日一旦开启封口，所溢出的芳香气味细腻而强烈，千载之后萦绕不散，凡闻到的人们，刹那间都以为自己进入天堂。这个故事，启迪了葛雷诺耶对更高效用的追求，对以后情节的发展更是重要铺垫。当葛雷诺耶明白，巴尔蒂尼只能传授提取花香的蒸馏法，而无法传授另一种更神秘的技艺——油脂离析法后，他突然昏死过去。后一种方法正是满足葛雷诺耶收集、保存人体气味的方法。当然，葛雷诺耶不会就此死去。最终，师徒以一种交易形式中断关系：葛雷诺耶向巴尔蒂尼提供100种香水的配方，巴尔蒂尼则为葛雷诺耶签发一份香水制造的满师凭证。此后，葛雷诺耶带着这张凭证，远赴古城堡格拉斯，因为传说中的格拉斯堡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空气，自然也是香水制造的宝地。对于葛雷诺耶而言，他追求的效用，只能在格拉斯堡实现。在奔赴格拉斯堡的路上，葛雷诺耶嗅着自己衣着上的气味——既有野地里青苔气味，又有各种树木杂草的多种复合气味，甚至残留着前一日食用香肠沾染的气味，却没有丝毫源于他自己身体的气味。这一发现足以令他震惊——如同一个人终于发现自己没有影子一样，任凭他在雨水里不断冲洗自己，也无法嗅出自身的气味。极度惊诧、失望之余，他决心要把油脂离析法学到手，不仅因为这是收集和保存人体气味的唯一方法，更重要的是，这是他向人们证明自身存在的唯一方法。这意味着与此前相比，葛雷诺耶的效用函数又有了重大变化。他己不再满足于单纯对气味的收集与与保存，他想到古埃及法老墓藏中的双耳陶瓶，想到其中散发出的香味对所有人的征服。他决心要用油脂离析法制造成具有魔力的香水，不仅证明自身的存在，还要实现他对人们征服的欲望。葛雷诺耶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强烈追求，正是此后一系列凶杀案形成的根源。血腥的犯罪行为，对于葛雷诺耶而言同样是一种理性选择——只要有逃避惩罚的可能，只要他所获效用大于他支付的成本，他就会沿杀人的路径走下去，直至实现自己的效用目标。贝克尔对犯罪经济学所得出的观点，在葛雷诺耶的身上获得充分的印证。
在格拉斯堡，最先被葛雷诺耶杀死的农家少女，是葛雷诺耶用蒸馏法提取少女身上气味的一次试验。试验是失败的，接着葛雷诺耶改用油脂离析法，并企图在一名妓女身上做试验。在遭到妓女的断然拒绝后，葛雷诺耶毫不犹豫地用硬器击打在妓女的后脑，轻易地夺去妓女的生命，然后借助油脂离析法，在妓女的身体收集并储存气味。此后，随着油脂离析法在收集人体气味上的成功，格拉斯堡接二连三地发生少女离奇死亡的惨案。格拉斯堡的一条河流里，甚至某次同时浮起两具赤裸的女尸，整个格拉斯堡陷入巨大的恐恐。而与此同时，由于犯罪成本的不确定性，葛雷诺耶的行为并没有引起怀疑，他依然从容专注地从人体提取气味，作为他制造香水的重要配方。 葛雷诺耶在格拉斯堡瞄准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出生在贵族家庭的美少女劳拉。劳拉的父亲万托安.希里，已预感到凶手将选择劳拉作为猎物，便不惜成本地带着劳拉和一大批随从逃离格拉斯堡。途中经过一个叉道时，希里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他让大批随从与车队继续沿大路前行，自己却悄悄带着女儿骑马走小路朝沿海方向远遁，打算直至格拉斯堡的罪犯被捕获后再回去。在海边的一家旅馆，父女租下所有客房。遗憾的是，希里先生失算了。他不知道凶犯葛雷诺耶的嗅觉有多么神奇，葛雷诺耶仅凭自己的鼻子，就轻易找到劳拉的藏身处。清晨，当希里先生起床梳洗后，再到劳拉的卧房准备唤醒她时，想不到赤裸着的劳拉已死在床上，希里顿时陷入巨大悲恸。杀害了第26名女子后的葛雷诺耶，在采集了劳拉身体的气味，并作为最后一种原料配制成惊世香水的时候，格拉斯堡凶案的真相也已浮出水面。原因是格拉斯堡被害妓女死前带在身旁的小狗，出于对主人气味的追寻，使这个妓女已被埋在地下的服饰与头发终于被发现，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其他被害女子的服饰与头发，地点正是葛雷诺耶收集人体气味的地方。当格拉斯堡的军警追寻到葛雷诺耶的时候，这个罪犯小心翼翼地将刚配置好的一小瓶香水带在身上，然后沉着地被军警带走。尽管葛雷诺耶对气味的敏感性有别于常人，但他的犯罪却是出于他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犯罪对于他同样是一种理性选择，他是权衡了犯罪对获取效用的可能程度，以及犯罪后遭惩罚的概率后所作的冒险行为。当然，葛雷诺耶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已不再是停留在对人体气味的收集与保存。葛雷诺耶要借助他所制造的神奇香水，达到征服所有人的目的，并以此证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缓缓走上刑台的葛雷诺耶，果然获得一个展现自身存在的机会。他神情镇定，环顾四周，目无一切。远处看台上的圣母堂主教大人惊呼起来：“看哪！他不是凡人，他是天使……”刑台上准备行刑的刽子手，此时也由一脸的茫然，转为对罪犯的崇敬，他手上的皮鞭因下垂而掉落。突然，这个体型魁岸的刽子手跪倒在葛雷诺耶的脚下，拉下脸上的面具，哀哭着请求葛雷诺耶的宽恕。刑台上的罪犯，从容地取出衣袋里的香水，先在手帕上醮一下，然后左手叉腰，右手捏着手帕一角上下挥动一下，再沿水平方向轻轻横扫。随着这一扫，迷人的香气很快向四周散开，广场上开始安静下来，人群完全失去刚才怒不可遏的激愤，并渐渐转化为对罪犯的敬仰与无限崇拜。就连被害少女劳拉的父亲，最终走向刑台时，也在葛雷诺耶的面前哽咽着跪下，以求得罪犯的宽恕。这种意想不到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对偶出现，实在是惊世骇俗的一幕，令人永世难忘。我便联想起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们广场接见数万红卫兵的宏大场面。那是一段无法掩盖的真实历史场景：无数狂热的红卫兵高举红宝书，反反复复、声嘶力竭、甚至泪流满面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然后就有不少红卫兵因激动、兴奋过度而晕厥倒地。 当葛雷诺耶再度高举手帕在空中横扫后，广场上所有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都因被征服而丧失理智。香气飘过，人们错以为已进入梦幻的天堂，大家纷纷脱衣解带，然后赤裸着身体相互拥抱在一起，不断地抚摸亲吻，其中甚至包括平素神圣的主教大人，全然没有一丝理性与耻辱感。当然，这种因被征服而导致理性丧失的状态，照例不可能持久。葛雷诺耶趁着人们的理性恢复之前，匆匆地离开格拉斯堡的广场，朝着自己的出生地——巴黎最溴的鱼市场走去。此后，被征服的格拉斯堡民众、教会与世俗当局，面对这段曾被伤害的经历，对于这个残杀26个生命的罪犯，表现出集体的沉默，并采取了自我欺骗的方式——他们听凭罪犯消遥远遁，同时又在葛雷诺耶所在的香水制造工场，另捉一个合适的替罪羊，并匆匆送上绞架算作了结。其中所含隐喻，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在影片《香水》里，我读到的不仅是贝克尔的犯罪经济学的一个极好的案例——葛雷诺耶出于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并比较了犯罪行为所获效用的大小与被定罪的概率后，所作的理性选择——将外部性成本强加于26名无辜的女子。在我看来，《香水》似乎还包含着另一层隐喻——上世记斯大林一类少数极权主义罪犯，与葛雷诺耶的犯罪行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共同选择了对人类的征服，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效用目标。为实现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对人群或人类，强加了巨大的外部性成本，其中包括对文化的灭绝和对大批文化精英的野蛮清洗。他们共同的错误，还在于对人类理性力量的低估。唯一的差别仅在于，葛雷诺耶征服人的工具是香水，而斯大林一类的极权主义者，所使用的工具是比香水更迷人的乌托邦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征服工具的香水，是以剥夺26名女子的生命而制成的，而作为征服工具的乌托邦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剥夺的就远不只是26个年轻生命了——斯大林把列宁开创的极权政治发挥到极致，而仅在1929—1953年间遭屠杀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就达2000万。窃以为，一个民族被征服的可能性，与该民族的现代文明程度相关，而与该民族历史悠久程度无关。显然，一个民族的现代文明程度越高，被征服的可能性也越小。即便曾被征服，时间也不会长久。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香水》的故事，只能将背景安置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时期——一个极其黑暗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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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