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模式的争议解决国际工作组：探索商事案件中调解、评估与仲裁之间的互动｜仲裁圈
摘要：全球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使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实践日趋复杂，在这一背景之下，本文深入地探索了仲裁、评估、调解或旨在促成特定合意的其他程序之间的互动，从全新视角更有价值地概述由各种纠纷解决情景组成的光谱。本文基于争议解决的目标、文化、法律传统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提供更系统地考察和比较这些场景下不同的实践与观点的基本方案。此外，本文为国际争议解决实践指南的形成提供了方向、指引以及国际性的对话平台。
关键词：争议解决；“混合模式”场景；国际工作组；实践指南
[美]Thomas J.Stipanowich 美国佩伯代因大学施特劳斯争议解决学院学术院长
[加]Veronique Fraser 舍布鲁克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美国佩伯代因大学施特劳斯争议解决学院访问学者
[译]黄吉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校]曹志勋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
注：本文原载于《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二十辑，第153-192页。
本文共计32,231字，建议阅读时间64分钟
一、引言——国际争议解决实践指南：必要性、机遇与挑战
（一）商事争议解决国际实践指南的必要性
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商事不断扩张，人们对于多种类全方位进行冲突解决与管理的经验日益丰富，这给商业人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由于文化和法律制度上的差异，这些复杂性甚至进一步加深了。基于目前的趋势，不管是在公共部门、私人领域还是在第三方介入（为行文方便，本文称“中立者”）中都会产生冲突，[1]在管理与解决这些冲突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接受过不同法律体系教育的实务人员与理论家之间的探讨与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调解和其他以和解为导向的介入在商事争议解决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人们对于一些程序的本质与目的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个人选择和明显的文化或系统性因素都是产生差异的原因。[2]比如，最近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事调解员的研究表明，尽管调解员通常观点不同并且认可不同的“通常做法”（default practice），但是各地区之间开始显现出越来越明朗的倾向。[3]由于以文化与法律传统为根基的现实性因素的影响，[4]人们对诸如“调解（mediation）”和“调停（conciliation）”[5]这样的最基本的概念都难以形成共识。
（二）与复杂争议解决相关的挑战：“混合模式”场景
争议解决程序之间进行混合或匹配增加了观点与实践趋异的可能性。在可以被统称为“混合模式场景”、由不同复杂情形组成的光谱中，涉及的是仲裁（或公共审判）、评估、调解或旨在促成特定合意的其他程序之间的互动。[6]不管是在国际的还是在国内的商事争议解决中，[7]混合模式进路都变的越来越重要，但有时因为文化和法律体系的差异，[8]人们会从不同视角加以审视。因此，在回答那些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日渐重要的问题时，来自美国的律师、仲裁员或调解员与来自中国、德国或巴西的同行们会采取非常不同的方式。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调解员应该采用不具有拘束力的评估，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调解员应该在促成和解的过程中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第二，中立者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妥当的帮助当事人安排好争议解决程序？比如，调解员如何为仲裁“做好准备”（set the stage）？
第三，最近的一些数据显示，在商事仲裁过程中，达成和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9]仲裁员在为促成潜在的和解做准备时是否应该更加积极？如果是的话，合适的方法是什么？
第四，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在什么情况下调解员可以适当的进行“角色转换（switch hats）”，即从调解员转换成仲裁员或法官；或者让仲裁员或法官改任调解员？
第五，仲裁员或者仲裁机构如何妥当的面对当事人将和解协议转为仲裁裁决的要求？
第六，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调解员和其他“非裁决性的中立者（non adjudicative neutrals）”[10]应当以何种方式与裁决性中立者（adjudicative neutrals）恰当沟通？是否存在特定的顺序？还是同时进行？亦或是两者结合？
考虑到上述问题，由国际调解协会（IMI）、商事仲裁员协会（CCA）、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法学院施特劳斯争议解决学院联合倡议，设立了混合模式的争议解决国际工作组（下文简称“工作组”）[11]。该工作组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十多位学者、律师和争议解决专业人士，他们参与对话并互相探讨，旨在理解与提倡面对各类复杂商事争议解决场景的不同做法和观点。这些具体情形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在负责推动和解的非裁判性中立者（如调解员）混合不同纠纷解决模式时：第一，不仅要推进利益导向的谈判过程，而且要采用不具备拘束力的评估作为受协助的和解的方式；第二，协助当事人设计争议解决程序，或者为适合个案争议解决的程序做好准备，这种程序最终可能是司法性（adjudicative）的，也可能是非司法性（non-adjudicative）的，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第三，完成从调解员向裁判者的“角色转换”（如“先调解后仲裁”（med-arb）模式）。
第二类是裁判者（仲裁员或法官）混合不同纠纷解决模式时：第一，受协助的关于排期、证据开示程序和其他程序性事项的讨论以及潜在合意的达成；第二，通过管理事前听证程序、决定信息交换、裁定处分性的动议等为和解做好准备，受协助的调解的使用以及为案件提供初步的观点或者提出和解方案；第三，基于和解协议做出合意裁决；第四，在实体性问题上进行“角色转换”，即从裁判者转换成调解员（有时称为“仲裁中调解”模式）；第五，涉及非裁判性中立者（比如调解员、调停员、促导者）和裁判者（仲裁员以及法官）之间的互动，包括诸如调解与仲裁的依次适用、调解与仲裁同时进行（平行适用）、综合“团队”以及采用独立专家（independent experts）的方式。最后，在诸如“项目合作”（用于政府、建筑、科技以及其他重要的长期性合同）的关系平台中（relational platforms），中立方在合同关系开始时（也可能在合同关系进行过程中）就促使双方更好的交流并达到互信，以协助管理冲突，进而使受协助的裁判性与非裁判性程序更为有效的运行。
工作组促进在不同的场合与文化下进行商事争议解决与管理的探讨、调研与交流，这可能有助于制定实用的实践指南，达成进一步的共识以及形成更好的教育方式，从而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提高全世界商事纠纷与管理的水平。
本文第一部分将首次在“混合模式”的整体名义下，从全新视角更有价值地概述由各种纠纷解决情景组成的光谱。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基于争议解决的目标、文化、法律传统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提供更系统地考察和比较这些场景下不同的实践与观点的基本方案。文章第三部分将探索旨在推进信息更全面且更有效的国际实践的指南和其他素材的发展。
二、涉及混合模式程序的常见场景
不同的争议解决程序均可能呈现出“混合模式”的特点。[12]然而，系统整合不同程序分类并且加以分析的观点并不多见。[13]本文的讨论将聚焦于六种常见的场景（同时也会提及第七类“关系平台”）。下文将讨论六种混合模式场景，其中仲裁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还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某些法域）我们对仲裁与仲裁员进行的考察与反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适用（甚至是同等适用）其他形式的裁判，包括法院诉讼与行政程序。
（一）场景一：调解员将不具有拘束力的评估或者调解员建议作为促进和解的方式
混合模式在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之一是，调解员或者调停员除了使用非评估方式的技术和方法外，还参与到评估的形式中。[14]例如，在美国以及其他的一些法域中，调解员不仅协助双方进行有关其利益与关切的讨论从而促进和解，而且也会预测可能的诉讼或者仲裁的结果以及评估当事人在事实和法律的主张。[15]一些调解员可能也会对争议的解决提出自己的方案。然而在其他的文化与法律体系中，对案件进行评估与提出中立的建议并非调解员的职责所在，这些往往被认为属于“调停（conciliation）”程序。[16]
因为在调解和调解员的实践上存在观点分歧，所以人们对于评估方法的采用、包含评估的程序能否纳入调解的概念[17]以及究竟什么是“评估”[18]的构成要素，都存在相当大的争议。随着全球范围内调解实践的发展，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必须被研究与探讨的事项。
（二）场景二：调解员为裁判以及其他争议解决方式做准备
尽管对于调解员角色的讨论往往侧重于实体争议的解决，但许多有经验的调解员在程序管理方面发挥专长时不仅限于调解程序本身，而且也着力于其他对于终局性争议解决有必要或者合适的替代性程序。[19]在这个层面上，调解员有时通过与当事人合作、使程序适应于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为争议的裁判做好准备。[20]
这可能有多种形式。例如，在调解未能解决争议中部分或者全部事项时，调解员有时可以协助双方就适合的仲裁程序达成合意或者协助当事人选定仲裁员。[21]在其他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所以需要调解员的唯一目的是便于定制合适的争议解决程序，这以所谓“受指导选择（Guided Choice）”为例。[22]这些场景更可能在调解员协助仲裁程序时发生。[23]不过，当事人也可能委托调解员在为诉讼做准备的案件管理中以各种方式促成和解的达成。[24]
（三）场景三：“角色转换”：从调解员到仲裁员；从仲裁员到调解员或者调停员
在混合模式的所有程序中，以和解为导向的程序中协助当事方的中立者将角色转换为裁决者（或者相反）的场景是最富有争议的。[25]上述转换与仲裁员进行调停（场景4.3）的情况紧密相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合，对其认识则深受文化与法律传统的影响。[26]近年来该主题日显重要，最近《联合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组织仲裁程序的说明》所发生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27]
有时，负责促成和解的调解员的角色会转换为仲裁员，比如，在调解无法解决部分或者全部争议时，调解员有时会“转换角色”成为仲裁员，并且会发布具有拘束力的仲裁裁决，这种程序通常称为“先调解后仲裁”（med-arb）。[28]作为变种，该程序也包括比如在调解之后进行的最终要约仲裁（英文全称及缩写）。此时，由调解员转换而来的仲裁员作出的仲裁裁决只能在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最终方案（final-offers）中选择。[29]
在另一种情况下，裁决者的角色转换为调解员（有时也被称为“仲裁中调解”（arb-med））或者调停员的角色。[30]例如，为了帮助当事方达成友好争议解决，一些仲裁程序可能安排将仲裁员转换成为调解员或者调停员。[31]当和解无法达成时，中立者在一些案件中又被授权恢复为仲裁员（实质上是“仲裁-调解-仲裁”）。[32]然而，“仲裁中调解”的一种形式是，只有在庭审结束以及仲裁裁决已做成但是尚未发布或者尚未向当事方披露时，仲裁员才能够转换成调解员角色。[33]
一方面，在中立者参与之前，其是否能转换角色就已经被各方约定，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常规实践或程序。[34]这种做法有时体现在成熟的仲裁规则中，比如中国的“调仲结合”实践就在一些仲裁委员会的规则中规定，比如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35]和北京仲裁委员会（BAC)，[36]这种程序也被称为“仲裁中调解”。[37]此外，德国的仲裁员有时也会参与到被称为调解的程序中去。[38]然而在实践中，中国的“仲裁员/调停员”（或者仲裁员/调解员）与德国的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39]另一方面，一方或双方当事人[40]会要求进行角色转换，或者在争议解决的过程中由中立者建议转换角色转换。[41]
如上所述，对角色完全转换所持的态度与参与者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比如在中国，长期以来强调社会稳定与和谐以及对于权威的服从是法官或者仲裁员调解实践的基础，[42]德国的法官也有参与到以和解为导向的程序的历史传统。[43]然而在美国，对于个人主义的强调、个人自治以及对于同意、自决以及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考量，都使得律师或者中立者避免在争议解决的过程中“中立者转换角色”的情况，[44]或者避免仲裁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以和解为导向的活动中。[45]然而即便在美国，当事方在特定情况仍然可能抓住让中立者承担多重角色的机会。有证据表明，许多中立者获得了这种机会，他们也经常直面这种挑战。[46]
（四）场景四：仲裁员为和解做好准备
一般认为，在当事人约定的范围内，仲裁员在处理仲裁程序事项上具有很大的权力。[47]仲裁员在协助双方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约定进行具体化（flesh out）的过程中会促使双方律师协商，最近对一些富有经验的仲裁员所进行的研究也对仲裁员在其中的作用提供了大量信息。[48]仲裁员通常以做出决定的方式来解决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约定的问题。[49]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仲裁员对程序事项管理的确切力量，尤其是那些围绕仲裁员（或法官）在通过协商或者调解促成的和解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话题，会出现一些重要的问题。这种管理活动会采取不同的形式。首先，为了增强和解的可能性，仲裁员以及其他裁决者有时就证据开示程序或者信息交换事项做出程序性决定，或者就争议中某些事项的动议做出实体裁定。[50]此外，一些裁决者有时与双方当事人共同在时间表中安排调解栏（mediation windows）来推进调解的使用。[51]也有部分裁决者甚至建议、鼓励或者是强制要求调解或者通过运用其他非裁判性程序促进和解。[52]最后，有些法域的裁决者也通过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对争点的初步意见以及通过发布初步事实认定与法律结论的方式受协助的和解。[53]然而，也有许多仲裁员将自己的角色严格设定为使案件达到可裁决的程度，因此在他们看来，和解只是次要的。[54]仲裁员为和解做准备的角色设定只是在最近才成为讨论的焦点，并且有可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涉及仲裁员的具体情况包括以下内容：
1.场景4.1：仲裁员通过处理关键的程序问题为实体争议的和解做好准备
最近的一项针对富有经验的仲裁员的调查显示，总体上仲裁员在近些年来所办理的案件中感受到，和解发生的情况越来越多。[55]此外，许多仲裁员发现，在他们的程序管理活动（特别是在审前阶段）和案件包含的纠纷可能和解之间存在联系以及。[56]仲裁员通常与双方当事人合作，确定以及处理待决的重要事项，包括关键的庭前证据开示事项（discovery issues）以及处分性动议（dispositive motions）。一些仲裁员认为他们处理这些事项的方法在案件和解过程中有时是有效果的，而有些仲裁员不会这么认为。[57]
2.场景4.2：仲裁员通过受协助的调解为实质性争议的和解做好准备
在有些法域中调解是争议解决的固有方式，那里的仲裁员通常在初步听审或者在审前会议阶段就将调解列入日程。[58]为推进仲裁程序所做出的时间表上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调解栏”，有些仲裁员甚至鼓励或者强制双方就争议进行调解，尽管另外有些仲裁员认为这种行为并不妥当。[59]
3.场景4.3：仲裁员通过发表初步意见等方式为解决实质性争议做好准备
仲裁员向双方当事人提供对争议事项的初步意见（包括仲裁员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其仲裁案件中需要哪些可能必要的补充证据）以受协助的双方和解，这种行为是否合适？他们是否应该为了同样的目的（即受协助的双方和解）向当事人发布关于事实查明与法律适用的初步观点，或者甚至是向双方提供和解方案？如上文所述，中立者或者律师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其所处的文化与法律传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0]这与前述文化与法律传统对中立者在“调解-仲裁”程序中对角色转换的看法的影响相同。[61]
尽管有效争议解决中心（CEDR）召集的一个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对这些行为表示了肯定，[62]但是有迹象表明在某些法域（包括美国）的仲裁员可能非常不愿意这么做。[63]
（五）场景五：仲裁员基于和解协议发布裁决（合意裁决）
有时，当事人已经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他们请求仲裁员将他们的和解内容纳入到仲裁裁决或者转换为仲裁裁决，这又被称为合意裁决（consent award）。[64]这一做法使得双方有机会利用仲裁法框架下的执行机制。[65]然而，根据具体的情况，这样的安排可能会引发可执行性（enforceability）[66]甚至是公共政策的问题。[67]
（六）场景六：评估、调解、仲裁或诉讼之间其他类型的互动
如果在解决特定的争议过程中采用多个独立的争议解决方式，且每种方式均涉及独立的中立者，会出现何种特殊的可能性以及特殊的焦点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的本质、中立者扮演的角色、中立者行为的时间安排以及他们互动的程度等因素。
1.场景6.1：调解和仲裁或诉讼之间的互动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要考虑调解与仲裁之间的潜在相互影响以及调解员与仲裁员之间的互动程度。如果在商事争议解决中调解是可接受的，那么调解就可以在仲裁前以及仲裁程序进行中得以运用。[68]有些案件针对如何协调调解员与仲裁员的行为会进行特殊的安排。[69]但问题仍然层出不穷。
在调解是商事纠纷解决的一个可接受的环节的情况下，调解可以在仲裁或诉讼之前进行，也可以在仲裁程序或诉讼过程中进行。如果调解与正在进行的诉讼或仲裁平行进行，一些国家的传统观点认为在调解中所发生事情（以及有时恰恰是进行调解这件事本身）不会向法官或仲裁员披露。[70]此外，调解员与法官或者仲裁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有的话）应当得到当事人的明确同意。[71]然而，考虑调解与诉讼或者仲裁之间潜在的相互影响以及调解员与仲裁员或者法官之间合适的互动程度是应该的。在这个问题存在何种先例？何种互动可能是合适的？这种互动是否可以更好的解决特定的争议或者说是否可以提高解决特定争议的成本效益？
2.场景6.2：不具有拘束力的评估与调解、仲裁或者诉讼之间的相互作用
双方当事人有时也同意进行某种不具有拘束力的评估方式以受协助的双方就争议进行和解。这些方式有：咨询性评估、咨询性专家评定、咨询性/非拘束性的仲裁、早期中立评估以及微型审判。[72]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适当考虑就同样的问题进行调解、进行仲裁或者提起诉讼与这些方式之间存在或者应当存在何种关系？同时也应当考虑与相应的程序或者中立者之间的互动程度。[73]
（七）场景七：涉及关系平台的特殊考量
最后，有些纠纷解决方法特别注重“即时（real time）”地处理商事关系之中产生的冲突，或许甚至能够促成商业伙伴或合作者之间建立更大的信任和尊重。[74]我们需要更多了解这些关系平台的运作和潜在收益，这也包括借助这些机制改进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的可能性。[75]
此外，还存在一些常设的中立第三方，比如在建设工程项目中有时会设置常设的中立方或者中立的专家组。当施工过程中出现争议时，任命“常设的”争议解决专家进行调解有助于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转，并且减少了不得不向更为正式且昂贵的争议解决程序提交的争议请求。[76]常设的争议委员会经常就当前发生的、影响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争议提供咨询意见。[77]
建设工程还催生了旨在积极管理商业关系中的冲突的其他方法。“项目合伙（Project partnering）”的概念来源于制造与分销领域，并经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进一步发展。项目合伙初期就开始营造项目中的信任合作的氛围，进而鼓励齐心协力以及团队合作。[78]“合作式的的合伙关系研讨（facilitated partnering workshops）通常在合同签署不久就召开，该研讨会由业主代表以及设计与施工方的主要成员参与，目的在于强化个人合作，更好的了解彼此的目标与期望以及处理工作上问题的非对抗方式。”[79]此外也有迹象表明，合伙关系可能对其他长期的商业关系有所助益。[80]然而，“合伙关系”的方式运用并没超出其最初基础领域（early roots）。[81]
另一种典型的关系冲突管理平台是一套为工地现场决策与索赔处理严格规定时限的定制程序，这也以争议解决委员会（“DRA”）为核心的灵活、动态的争议解决体系。该委员会的成员是具备争议解决技能的建设工程专家，他将参与整个项目过程。争议解决委员会首先与项目的参与者会面，说明解决问题的合作方式并且为其提供支持。此后该顾问会按月来访监测项目的工作状况，并协助关于新出现的问题的讨论。如果谈判宣告失败，争议解决委员会会就调解、微型审判或者专家事实发现等做出安排。[82]尽管争议解决委员会模式显然尚未得到广泛应用，但是该模式的许多优势也可以通过像“受指导选择”（Guided Choice）这样的方法得以实现。[83]
三、第一阶段：识别与理解商事争议解决混合模式不同形式的分析模板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基于事实确定了一系列可能被称为混合模式情境的情形，这些情形均涉及一个或多个参与混合活动的争议解决中立者。这些混合模式的情境大多数都在仲裁或诉讼过程中就实体性或者程序性的争点努力促成共识。这些情境在国内和国际的商事争议解决中越来越明显，同时引发了不同的区域和法系中高度多样化的、往往也是相互冲突的观点与实践。这些现实也启发了混合模式争议解决特别小组的形成，本文正是为该小组专门撰写的。
在这一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为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混合模式的方式不同的实践和观点以及在其背后支撑的程序目的、文化价值和维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工作组第一阶段的任务在于描述和分析这些现象，如果第一阶段的任务得以完成，工作组在第二阶段准备进而考虑为在国际商事环境中采用混合模式的方式制定更为有效的指南。
（一）为了受协助的共识并便于分析混合模式程序的不同方式而完善“基本积木”
1.争议解决模式的基本分类
如前所述，在国际层面难以达成共识主要与基本术语的用法难以统一有关。在识别争议解决程序时没有被普遍认可的术语表，同时准确程度各有不同的术语表述本身也掩盖了根本分歧。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调解(mediation)”与“调停(conciliation)”两个术语的混淆使用，这两个术语均涉及第三方中立者的参与，且“调解”与“调停”最后均无法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决定，其参与程序的目的在于协助双方达成和解。尽管这两个术语在某些情况下被用作同义词，但有时站在实定法的视角，两者经常被视为涉及不同行为的截然不同的实践做法。[84]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存在分歧的领域是因为上文所提到的、不同的国家、法律传统、行业、行业以及组织文化所导致的。[85]无论其来源如何，我们用来描述第三方介入冲突不同方式的用语不同，使得相互理解存在障碍。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制定一套共同的争议解决的术语或者类型，从而系统地覆盖关于争议解决程序的整个光谱，并作为讨论的基础。对基本术语达成共识，尤其是解构和理解混合模式程序的观点与实践关键的第一步。
为了这项研究，第一步是界定争议解决程序的基本分类，包括关键性的术语和定义。[86]如下图所示，包括两种基本分类群，第一种是裁判性程序，包括仲裁和法院诉讼；第二种是非裁判性程序，包括多种不具有拘束力的评估程序（如咨询性评估、咨询性专家评定、咨询性/非拘束性的仲裁、调停、评估性调解、争议解决委员会、早期中立评估、微型审判）以及非评估性程序（如非评估性的调解）。此外，如上文所述，一些调解员自行“混合不同模式”，他们在试图帮助双方当事人非正式地解决争议时，同时参与非评估性和评估性程序。[87]
下列术语和定义旨在为重要的实践问题提供共同探讨的基础。一些定义有所交叉，一些定义考虑到了各法域之间、各个既有项目之间或个人实践之间的实践差异。工作组在工作中也会进一步加以细化。
（1）争议解决基本术语的分类
第三方中立者是指协助双方当事人解决争议事项的个人（如调解员、调停者、事实查明者、仲裁员等）。“中立”一词反应了对第三方独立和无偏私的通常期待。[88]
第一类是裁判性程序，裁判性程序是指在仲裁或者诉讼中能够做出具有拘束力的决定的争议解决程序，[89]包括仲裁与诉讼：
仲裁（拘束性仲裁）是指在仲裁程序中，存在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将其意见与证据提交给一个或数个中立的第三方（仲裁员），由其做出决定（裁决）。商事仲裁协议下的仲裁裁决通常具有拘束力并且具有司法可执行性。[90]在本文中除另有说明外，“仲裁”一词指“拘束性仲裁”。
诉讼是指将诉讼提交法院解决的程序。[91]
第二类非裁判性的程序，包括拘束性评估、评估程序和非评估程序：
拘束性评估是指具有特殊专业知识的独立第三方对存在的争议事项进行评估，该评估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拘束性评估包括拘束性专家评定。拘束性专家评定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的国际商事纠纷中，旨在为如会计、天然气定价、工程等合同中的技术问题提供终局性的具有拘束力的决定（某些涉及具有拘束力的专家评定的程序可能被准据法视为拘束性仲裁[92]）。
评估程序（涉及不具有拘束力的评估的程序）涉及由第三方就争议的可能裁判结果、案件的实质、以及财产或请求的价值进行建议性的评估。[93]评估程序主要包括以下程序，其在概念上可能会有所交叉：
第一，建议性的评估（advisory appraisal）是指第三方中立者就双方所争议的资产以及/或者财产的价值提供建议的程序。[94]另一方面，“案件评估”通常被认为是第三方中立者对争议进行调查并就可能的有利结果以及其可能取得方法提供建议的程序。[95]
第二，建议性的专家评定是指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第三方中立者就争议中出现的个别问题（通常是技术性的问题）做出决定的程序，该决定并不具有拘束力。
第三，建议性的（不具有拘束力的）仲裁是指在这种仲裁类型中，仲裁员就争议的事项做出决定，该决定并不构成具有拘束力或者可依法执行的裁决。[96]对于建议性的仲裁而言，“裁决”实际上是一种咨询意见。[97]
第四，调停程序，在该程序中在第三方中立者协助争议双方就和解进行谈判，为当事人的提供某种形式的己方案件主张（parties’ ‘cases’）评估、为当事人预测裁判的可能性或者为当事人提供和解的建议方案。[98]调停与下文“评估性调解”中的一种“早期中立评估”程序具有功能上的对等性。在一些地方，调停与调解在一般意义上具有同义性，这里的调解既包括非评估性的调解程序，也包括评估性的调解程序。但是通过仔细的考察，两者仍然存在区别。[99]例如，据观察在法国，由于实定法法典与文献中出现的混淆，调解和调停两个概念在法律层面上的区分并不明确。然而，在实践中，调解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多学科领域发生的程序（如心理学、哲学、医学和法学），调解员则侧重于重新建立双方之间的沟通，寻找解决方案并重建双方的关系。另一方面，调停是被专门用于法律领域的术语，第三方中立者通常是法官或者法律从业者，他们帮助当事人解决法律上的争议。[100]巴西与之类似[101]，在加拿大也同样如此，[102]“调解”和“调停”的概念通常作为同义词来理解，重要的区别在于，“调停”的概念通常是对应法官（作为调停人的法官）协助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解决的功能。在加拿大的语境中，上述“调停”的功能也被称为“和解会议”。[103]
第五，争议解决委员会是指在建设工程争议以及其他大型的、长期项目中，争议解决委员会提供相对快速且有效的争议解决方法。其主要有两种主要形式：争议评审委员会（Dispute review boards(DRB)）以及争议裁定委员会（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s (DAB)）。争议委员会在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复杂的长期项目中最为常用，可能由一名成员组成，或者由三到五名成员组成（成员通常都具有项目/行业类型的相关专业知识）。个人或者专家组在项目启动、尚未发生争议时就被任命，使得委员会能够熟悉项目的人员构成、技术方面问题以及进展状况。当发生争议时，专家组听取双方的陈述。该过程是非正式的，通常不涉及法律辩论和证人询问。在对争议进行调查后，专家组审议做出附有说理的决定。[104]争议评审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被认为是没有拘束力的建议或者提议。[105]争议裁定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通常对双方具有初步的拘束力，双方均有权就决定向法院或者仲裁庭提起“上诉”。[106]
第六，早期中立评估是一种不具有拘束力的程序，该程序通常在诉讼的早期进行（即在证据开示程序大量进行之前）。在该程序中，中立的第三方（评估者）与双方当事人和律师举行会议，听取双方对于案件的意见，并针对案件做出不具有拘束力的评估。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或者准据规则的规定，评估者还可以帮助当事人规划案件，澄清当事人的意见与争点，甚至可以居中主持和解讨论。[107]
第七，对于评估性的调解，第三方中立者（调解员）运用指令性的方式推动当事人和解。[108]为实现这一目标，调解员可能会采用多种方法，比如敦促当事人接受和解，提出或拟定一项协议以便当事人接受，预测裁判的结果或者不能和解将会对双方利益造成的影响，评估各方法律主张的优势与劣势，或者根据各方的利益评价其选择。[109]在评估性调解中使用的几种方式与上文所论述的“调停”的理解相一致。
第八，微型审判是一种和解程序，在该程序中双方各自对案件进行精简，并将其提交给由有权就争议和解协商的各方当事人代表和第三方中立者组成的合议庭。在各方提交其最佳方案后，该小组介入并尝试达成和解。在某些情况下，第三方中立者就争议提供建议性的评估意见。[110]
非评估的程序包括不涉及非拘束性评估的各种调解形式。
第一是非评估性调解（有时也称为“受协助的调解”（facilitative mediation））。在非评估性调解的程序中，第三方中立者（调解员）通过受协助的调解协商、在可能的时候改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或沟通能力，为争议各方提供协助。[111]在这种形式的调解中，调解员引导当事人阐述自身案件的情况、逻辑以及解决的方案，调解员也可能运用现实测试（reality-testing）的技术帮助双方当事人理解自身利益以及其法律主张的优势与劣势，协助双方对建议进行评估，形成回应双方利益的选择或者交换、完善双方的建议。[112]
第二个是转换性调解：有一种形式的非评估性调解，有时又被称为“转换性调解”（transformative mediation），该程序的目的在于受协助的双方进行更有效的交流，进而解决双方争议并改善双方的关系。[113]
（2）明确支撑商事争议解决程序实践与观点的目标和价值
工作组的首要目标在于，填补我们在对目前各种模式以及对混合模式实践态度的认识与理解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空白。要让“碎片化”的混合模式争议解决程序实践与观点变得连贯和有意义，我们需要通过系统方法细致评估国际领域和代表性的国家中混合模式实践的特征。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国际上已公布的规范和公认的实践，而且需要深入考虑其根本的动因与根源，即不同国家或者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114]、法律文化[115]、行业[116]、组织文化[117]或者针对具体情形中做出的创造性调整。[118]
为了“解构”当前的争议解决实践并为不同方法的比较提供基础，本文将重点关注这些实践背后的程序目标与价值。争议解决领域寂静革命发生的40年来，旨在非正式的争议解决的方式如调解以及其他的介入性策略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以及双方合意仲裁的显著增多，都为商人提供了广泛的程序选择。[119]此外，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为有效的处理各方提出的不同目标、优先事项和议程提供了机遇。因此，我们已经习惯于就程序如何或者应当如何服务于不同的目标和价值的角度去讨论不同程序。[120]下面一系列程序目标与价值是我们对商事争议解决程序进行调整的标准，主要有：
第一，程序与结果上的当事人主义（知情决策与同意；自治；程序的灵活性、动态性与可定制性）；
第二，独立与无偏私的中立者；
第三，胜任和/或有权威的中立者（该中立者具有必要的技能、经验、权威以及受到尊重）；
第四，公平的程序与结果；
第五，成本效益高/有效/的程序与结果的“合比例性”（proportional）；
第六，避免裁判；鼓励协商解决；
第七，保密性；
第八，终局性；结果的可执行性；
第九，维持或者改善关系；和好如初（reconciliation）；
最后，维持社群或者社会的稳定与和谐。[121]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各国文化、法律传统以及行业和组织将不同的程序目标和价值按照优先性排列的方式，并将考虑各方在争议解决中的实践与观点。[122]
2.探索风景：完善国际实践与代表性国家文化/法律体系的概况
虽然关于混合模式的各种方法已经着墨很多，但是大部分公开的处理方式以及指南往往反映了特定国家的价值与偏好。[123]所以这一阶段最为关键的要素是考察全世界范围内示例国家的规范、实践与观点，为最终对实践的不同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不同程序的目标和价值进行比较奠定基础。
一些具有不同传统并且属于不同法系的国家可以被选为示范，比较这些国家对于具体的混合模式场景的实践和观点。我们将从每个国家的一些关键的方面挖掘相关信息，这些关键方面是：
第一，公开的规范与标准，这包括法规或者民法典和判例法中的相关规定、影响商事争议的公共机构以及私人机构的程序以及道德标准。[124]
第二，实践与观点，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信息类型，其来源于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对不同国家的调解实践进行比较的出版材料，[125]以及有经验的律师个体、中立者以及实践性学者的信息输出。
第三，背后的动因与价值，应当努力确定激励人们采用特定的混合模式方法的利益、目标与价值。需要再次重申的是，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驱动因素可能是各方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审慎选择的结果，但是它们最有可能仍然反映的是某种偏好与优先性，而这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文化、法律传统或者产业或组织文化有关。在特定的实践中，以及在某一特定的法系中，采用某种混合模式方法可能是合同签订时或者争议发生后积极选择的结果，这和由法律传统以及文化影响所决定的或者极力鼓励（或者不鼓励甚至禁止）的默认程序不同。
3.第一阶段面临的挑战
首先，如上所述，学习和“获得”（capturing）关于私主体争议解决的经验是一种挑战。公开规范的获取是一回事，探索更为广泛的实践以及探索在特定法律与文化环境中混合模式方法背后的动因和过程又是另外一回事。此外，很多经验层面的东西并不公开，细节层面的材料也没有记录。
其次，为挖掘实践与观点而针对具体问题所进行的调查变的相当麻烦，特别是这些新兴方法的范围与混合模式实践的广泛性。很显然的是，对于所有关于混合模式方法的讨论而言，提供与经验相关的恰当详尽的信息也很困难，大部分人对某些场景知之甚少。工作组成员的初步研究显示出受访者对混合模式方法实践意义相对较高的兴趣，他们同时也强烈认识到了这些方法在实践中的意义。然而，即使是就这些基于他们作为律师、争议解决专家以及／或者学者的经验、而被遴选出来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对于混合模式方法的实际了解水平也惊人地低。[126]我们虽然努力起草详细模版，以便对业界领先的机构成员进行广泛的调查，但是真正有用的数据仍然可能是海底捞针（needles in a haystack）。
替代上述调查更为理想的方案是广泛联系利益相关方[127]，并且设计开放式的问题，邀请具有相关经验或看法的个人就具体的场景发表意见。这可以通过像谷歌文档（Google Docs）这样的交互式平台来完成。提供意见的受访者可能被要求回答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询问，并且也可能会问他们是否愿意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
第三，应向所有参加工作组的利益相关群体寻求意见（即争议解决专业人士、律师、企业内部律师以及学者，同时也包括商业用户）。根据最近的经验，最容易接触的是除了律师就是争议解决专业人士了。但是，在该群体中的单个主体可能会有自己的日程安排，而该日程表与他所需要配合的商业团体并不同。[128]此外，在回答个人争议解决经验时，他们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偏差。[129]遗憾的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企业内部律师往往不太愿意参与实证研究，具有相当水平的知识与兴趣的企业客户也很难确定与联系。
最后，关于混合模式方法的潜在有用信息也来自于个人访谈以及受协助的讨论（facilitated discussion）。一小群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可能经过上述程序预先筛查过、有兴趣的成员，在第三方协助和主持下展开讨论，并留有视频资料。
四、第二阶段：为更有效指导混合模式实践而完善国际指南
混合模式争议解决的国际工作组的最终目标在于提供实用性的工具，以便为商业用户和律师更为有效的采用混合模式程序提供帮助，并避免常见的陷阱和问题。其意图是形成用户友好型的指南，该指南有多种形式或者格式，在范围上应当涵盖从对基本且有说服力的观点的简洁陈述到更为广泛的支持性评述，后者应当包括对本文所涉问题的处理方案。
（一）初步考虑
我们一直告诫自己的是指南首先不能造成任何损害。争议解决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享有结合自身需要与具体情景对程序进行调整的自主权，当事人之所以有动机选择目前的一些新做法，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新做法鼓励更有效的运用这种自主权。另外，在许多地方，调解与混合模式的实践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此，尽可能避免阻碍当事人做出选择是至关重要的。[130]指南的重点不应当是严厉和快速的规则和限制，而应当尽可能的成为受协助的用户与律师做出正确决定的指引与模板。
在制定指南时，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并且试图顺应在文化上的根本差异。因此，消弭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确保我们的指南不受到特定文化偏好的不当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131]
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制定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指南。出于这个原因，该工作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组织以及广泛多样的经验丰富从业者与学者组成。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更多的组织与个人将会加入进来，以加强工作组的公信力。
（二）实践指南
在对第一阶段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和回顾后，工作组将为每种我们设想的混合模式场景制定一套实践指南。为谈判和起草合适的合同条款提供渐进且易懂的指导，此外还要关于争议之后的安排或者为争议解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相同的单独指导。我们的意图在于为解决关键问题提供可操作的方案，其中包括：第一，不管当事人的文化背景与利益如何，哪些方式可能被广泛接受或者甚至更为可取？第二，文化偏好、法律传统以及其他决定不同纠纷解决目标和价值优先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前述问题会造成何种影响，哪种程序选择是被允许的、适当的或者可取的？
鉴于若干利益相关者在起草争议解决条款以及在争议后关于程序的探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应当针对这类群体提供指导，他们包括中立的第三方、商业用户和他们的律师、执业律师以及争议解决服务的主办机构或者管理者。[132]指南首先应当简洁陈述明确的实践步骤。其后附有支持指南中每项要素的深入评述，这些评述将包括第一阶段的成果，包括第一，争议解决方式的基本分类及其说明性定义；第二，就各种混合模式做法与不同程序目标与价值之间关系的分析；第三，不同的代表性国家的实践和观点的总结与比较，其中应当恰当强调文化和法律传统的作用。
（三）形式和程序
为了将实践指南付诸实践，工作组将完善示范模板，包括合同中争议解决条款的推荐形式以及通过“条款生成器（clause generator）”的指导。同时，工作组也会根据各主要机构调解或者仲裁程序的具体情况，一并提供分别适用的混合模式推荐程序。
（四）培训与教育
混合模式的工作小组的成果将满足学术课程或者培训计划的需求。这些可能构成主办机构出具资质证明的基础。
（五）其他可能结果
在首届峰会上，工作组成员讨论了该倡议的其他一些可能的结果。其中包括形成混合模式场景中的国际伦理标准，建立一个由在混合模式实践方面富有经验或者享有相关资源的仲裁员和机构组成的数据库，以及收集混合模式场景下不同种类经验的总结。
五、结语
国际性的对话可以增进我们对争议解决混合模式的观点与实践的了解，2016年混合模式争议解决国际工作组的成立旨在鼓励进一步关注这一国际对话。目前，来自六大洲的六十多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学者和争议解决专业人士加入了我们的工作组，他们几乎都在去年夏天回复了前期调查，其中2/3的人参加了2016年9月的首次工作组峰会。专家们的积极参与有助于系统收集关于混合模式的现有规范、标准、实践和观点的信息，也有利于基于与国家文化、法律传统、行业和组织文化相关的背后程序目标和价值，完善比较不同方法之间差异的新分析工具。我们的所期待的成果是一系列用来协助争议解决专业人士和争议解决混合模式的使用者的实践指南，以及能够增强纠纷解决中积极选择的信息。
注释：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Journal, Vol. 40, p. 839, 2017.译文摘要和关键词由译者所加。本文系统的考察了仲裁、评估、调解以及旨在促成特定合意的其他程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基于当前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实践全面梳理了不同的“混合模式”场景，这对于中国学者深入了解和研究国际商事多元化争议解决模式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素材，另外，本文提及的争议解决国际工作组可以增进我们对争议解决混合模式的观点与实践的了解，提供了国际性的对话平台。美国佩伯代因大学施特劳斯争议解决学院在仲裁和争议解决领域在全美乃至全球享有很高的盛誉，本文作者在仲裁和争议解决领域亦享负盛名。
*Thomas J. Stipanowich，美国佩伯代因大学施特劳斯争议解决学院（Straus Institute for Dispute Resolution，Pepperdine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学术院长。
*Veronique Fraser，舍布鲁克大学（Universite de Sherbrook）法学院助理教授，美国佩伯代因大学施特劳斯争议解决学院访问学者。
*黄吉日，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专业为民事诉讼法。
*曹志勋，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
[1]“中立方”一词通常指调解员、仲裁员或者在争议解决过程中的第三方。对于Neutral的词义解释参见 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 H. Yarn ed. 1999)。“中立者”一词可能主要是基于那些通行的规范和标准而被广泛使用，这些规范和标准为调解员和仲裁员确立了公平、公正和独立的要求或者说期望）。如参见IMI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 2.2 (IMI); IBA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l Arb. Part 1 (2014); Model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Mediators, Standard II (ABA & AAA, 2005); Code ofEthics for Arb. In Comm. Disp., Canon I (AAA, 2004)。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美国传统中，当事方之间的协议或者周围的环境使得第三方介入者倾向于向某一方，或者以仲裁员的身份承担律师角色。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 Future ofCommercial Arbitration: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Proposals, 25 Am. Rev. Int'lArb. 297, 368-74 (2014), 文章来源：http://ssrn.com/abstract=2519084 (该文讨论了对在美国仲裁和国际仲裁中，三人仲裁庭中当事方选定仲裁员的理解与实践)。
[2]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The InternationalEvolution of Mediation: A Call for Deliberation and Dialogue, 46 VUWLR 1191,1202-1226 (2015)，文章来源：http://ssm.com/abstract=2712457（该文描述了调解策略的国内区域差异以及调解规制的文化方面内容）；另外参见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 Fan Kun, IntegratingMediation into Arbitration: Why It Works in China, 25 J. INT'L ARB. 479 (2008)（该文解释了调解和仲裁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文化、法律和社会基础）。但是仍有学者警告不要过度泛化文化上的偏好，特别是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的商业纠纷中，参见Tai-Heng Cheng, Reflections on Culture inMed-Arb, in Contemporar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TheFordham Papers 421, 424-26 (2009)。
[3]参见Stipanowich,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 ofMediation，前注2, 页1204-1226 (2015)，该文讨论来自国际调解员学会/施特劳斯研究所对于调解员的实践与理解的调研数据。
[4]如参见Kaufmann-Kohler & Kun, IntegratingMediation into Arbitration, 前注2，页479-482。另外，参见 MichaelMcllwrath & Henri Alvarez, Common and Civil Law Approaches to Procedure:Party and Arbitrator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Practice: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s 2-1 -- 2-4 (Horacio A. Grigera Naon &Paul E. Mason eds., 2015) ；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Arbitration: The "NewLitigation," U. ILL. L. REV. 1, 1-20 (2010); 参见Craig Storti, Figuring Out Foreigners-APractical Guide (1999) ；参见Nabil N. Antaki, "Muslims' and Arabs' Practice ofADR," 2 N.Y. Disp. Resol. Law 113 (2009)。
[5]如参见Conciliation, In Dictionary of ConflictResolution (Douglas H. Yamed., 1999)；同时参见Adeline Audrerie, Mdiation et conciliation:quelle distinction en matire juridique? Contribution d 1'dtude des modes alternatifs derglement des conflits en droit soci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What Distinctionin the Legal Sphere?] (2014-2015)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in law,Universit& Toulouse 1 Capitole)，页124-127, 文章来源http://docplayer.fr/19572879-Mediation-et-conciliation-quelle-distinction-enmatiere-juridique.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8月11日)（在法国，由于实定法典编纂以及学术文献造成的混淆，法律上对调解和调停的概念区分变得模糊）。
[6]见后文“涉及混合模式程序的常见场景”一节。
[7]参见Renate Dendorfer & Jeremy Lack,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bitrationand Mediation: Vision vs. Reality, Disp. Resol. Int'l 73 (June 2007)。
[8] 参见前注4。
[9]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 Zachary P.Ulrich,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Settlement: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theRoles Arbitrators Play, 6 Yearbook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1, 16-19 (2014)，文章来源：http://ssrn.com/abstract-2461839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 ，该文讨论了2013年对于有经验的仲裁员进行调研的结果。
[10]见后文“争议解决基本术语的类型”一节。
[11]参见GenerallyJoint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on Mixed Mode Dispute Resolution, IMI InternationalMediation Institute，文章来源：https://imimediation.org/imi-mixedmode-mediation-task-force(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1月13日)，注：工作组的正确命名为本文所述，工作组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工作协调和监督，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由赞助机构的指定人员组成，包括：IMI独立标准委员会成员Jeremy Lack，瑞士和英国；国际调解协会董事会主席Deborah Masucci；以色列海法大学法学院Moti Mironi教授；Kathleen Paisley, Ambos NBGO, 比利时和英国；William H. Webster争议解决主席、美国Pepperdine大学法学教授Straus争议解决研究所学术院长Thomas J. Stipanowich，美国；商业仲裁学院院长Edna Sussman (2015-16) 。为了支持工作组的工作，在本文两位作者监督之下，Straus研究院正在编写一些相关议题的白皮书，施特劳斯研究员Karinya Verghese提供了宝贵意见，他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在2015年完成了法学硕士课程，此外还有一个研究生小组对白皮书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其中大多数都获国际商事仲裁的硕士学位。该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9月在佩珀代因大学举行，参见Generally Summary of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Task Force on Mixed Mode Dispute Resolution Inaugural Summit (PepperdineUniversity, Sept. 23-24, 2016) [下文称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Summary] 。
[12]参见Jeremy 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ADR): The Spectrum of Hybrid Techniques Available to the Parties, in ADR inBusiness: Practice and Issues across Countries and Cultures, VOL. II, 339, 371(Arnold Ingen-Housz ed., 2010) [下文简称：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从该文可以看出，如果将ADR视为适当的争议解决工具的集合，那么可以按先后顺序、同时或者两者相结合地运用ADR，从而创建广泛的混合程序。所用程序类型的应用应取决于各方的情况和需求。
[13] 当前的分类可参见 Stipanowich & Ulrich,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Settlement,前注 9, 页1，页16-19。“混合”模式的概念以及其适用的情景的范围第一次出现在本文作者的演讲中，具体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Arbitration andSettlement: Can We Develop Principled Approaches to Mixed Mode Processes, atthe College of Commercial Arbitrators Annual Meeting (Oct.24, 2015)。
[14]参见Leonard L. Riskin, Mediator Orientations,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12 Alternatives to the High Cost of Litigation 111, 页111-112 (1994)；参见 Leonard L. Riskin, Understanding Mediators' Orientations, Strategies,and Techniques: A Grid for the Perplexed, Harv. Negot. L. Rev. 7，页23-24 (1996) 。
[15]参见Riskin, Mediator Orientations, Strategiesand Techniques，前注14，页111-12; Thomas J. Stipanowich, Insights on Mediator Practicesand Perceptions, Disp. Resol.Mag., Winter 2016, 页4, 7-8（文章总结国际调解员学会关于调解实践的调查数据）。
[16]这反映了很多不同法域的广泛共识（比如意大利、瑞士和泰国），这与国际层面上对调解的接纳相符。如参见Jean-PierreCot,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9 (R. Myerstrans., Europa Publications, 1972); 参见Lack,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前注12，页352-53; Guidance Notes for Customers: Conciliation, CTR. ForEffective Disp. Resol.(2015),文章来源：https://www.cedr.com/idrs/documents/151029172414-conciliation-guidance-notes-forconsumers.pdf，参见Alessandra Sgubini et al.,Arbitration,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from an Internationaland Italian Business Perspective, MEDIATE(Aug. 2004)，文件来源 http://www.mediate.com/articles/sgubinia2.cfm;Robert Virasin, Arbitration,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in Thailand, SiamLegal (Apr.10,2015),http://www.siamlegal.com/thailand-law/arbitration-mediation-and-conciliation-in-thailand/。
[17]对于美国一些早期的和不同的观点，参见如Kimberlee K. Kovach & Lela P. Love,"Evaluative" Mediation Is An Oxymoron, 14 Alternatives to the HighCost of Litig. 31 (1996)；参见L. Randolph Lowry, To Evaluate or Not. That is Not theQuestion，38 FAM.& Conciliation Cts. Rev. 48 (2000) ；参见Ellen A. Waldman, The Evaluative-Facilitative Debate inMediation: Applying the Lens of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82 MARQ. L. REV. 155(1998) 。通过比较早期中立评估和调解的过程来进行争论的的一个例子参见Wayne Brazil,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or Mediation -When Might ENE Delivery More Value, DISP. RESOL. MAG., Fall 2007, at 10 (2007) 。关于在调解中使用不同方法的一般考量因素，无论是指导性还是受协助性，非评估性或评估性以及从一种方法转向另一种方法的后果的讨论，参见 Jeremy Lack, A Mindful Approach toEvaluative Mediation, 3 Tijdschrift Conflicthantering 18, 20-21, fig. 1 (2014) ；另外，参见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12, 页 353-357。
[18]在混合模式争议解决工作组首次举行的任职会议上，小组讨论强调了一系列可被认为属于“评估”范畴的调解员活动，其中包括（1）提问形式（包括非引导式的提问、引导式的提问、 “魔鬼代言”式的提问以及尖锐的提问（2）关于争议的实体方面评论（3）对于案件在裁决中的优势或者机会的评估。参见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Summary，前注11, 页9。
[19]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 Peter H.Kaskel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t its Best: Successful Strategies for BusinessUsers 18-20 (2001)；参见Paul M. Lurie & Jeremy Lack, Guided Choice DisputeResolution Process es: Reducing the Time and Expense to Settlement, Disp.Resol. Int. 页167, 页175-177 (2014)。
[20]参见stipanowich & Kaskell, 见前注19，该文讨论了调解员在受协助的仲裁程序中的可能角色。
[21]本文作者Tom Stipanowich在首届混合模式特别工作组首脑会议上分享了他的个人相关经历：他曾经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的常设调解员，从项目中期到施工结束这段时间，每周或者每两周会讨论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他能够帮助双方防止问题发展成为法律纠纷并保持项目正常进行，然而在本文作者被任命为常设调解员之前，重大履行迟延赔偿请求的基础已经形成，本文作者向律师询问自己能否提供帮助以平息这场索赔。当事双方观点分歧较大，但是同意让本文作者启动仲裁程序以解决争议（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仲裁条款，双方也并不热衷进行机构仲裁）。各方对于仲裁员的偏好十分不同，最后成立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仲裁庭，各方都选定了一名边裁。本案中的创新之处在于具体选择的方式。本文作者基于当事方的想法替他们寻找仲裁员，由于他在与当事方就争议讨论后直接联系潜在仲裁员，所以其他仲裁员并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方选定了他。作为备选项，CPR非常设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吸收了这种“隐蔽”（screened）方式。参见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Summary，前注11，另外参见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flictPrevention & Resolution, CPR Non-Administered Arbitration Rules § 5.4(2007)。
[22]参见Lurie & Lack，前注19，页168。根据该文作者的观点，指导性选择是一种调解程序，其中被指定的调解员在刚开始专注于程序性的问题，帮助双方当事人识别并积极的解决达成和解的障碍。调解的秘密性是有效的工具，能够帮助双方安全的探索不那么昂贵、且更快捷、更完善的程序，以寻求并解决这些障碍。尽管被指定的第三方基本上是作为调解员工作，但是在“指导性选择”中，调解员最初并不关注解决案件的问题。相反，调解员与各方合作，首先受协助的程序性问题以及潜在的僵局问题的讨论，并帮助他们分析争议的原因以及确定他们为了和解的信息需求。另外，参见Paul M. Lurie, Using the Guided ChoiceProcess to Reduce the Cost of Resolving Construction Dispute, 9 Constr. L.Int'l 18, 19 (2014) ，该文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解释：指导性选择的程序承认，在缺乏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信息交换程序时，并非所有的争议都能够得到解决……在指导性选择下，如果改变当事人的谈判立场确实需要更多信息，但是仅此又并不自动能打破僵局时，指导性选择程序指定的仲裁员将按需定制仲裁、诉讼或者争议委员会的程序，在程序中把精力放在这些需要更多信息甚至决定的僵局问题上。
[23]美国中立的Laura Kaster在首次混合模式特别工作组首脑峰会上提出了以下例子：劳拉在法庭授权的调解中应用了指导性选择程序，案件涉及出售正畸练习。当事人双方分别是牙科学校的教授和学生。有人指控该企业遭到欺诈性评估，而购买者被误导，认为她正在购买一种有价值的方式，但最终却面临着患者的重大索赔。劳拉使用指导性选择过程，能够帮助各方建立一种新颖的流程安排来处理患者的索赔：双方同意，让有专门只是从业人员对索赔进行评估，并确定卖方应支付的数。参见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Summary, 前注11。
[24]例如，在美国的一些法院系统中，地方法官或特别司法主事官也承担一部分案件管理职责。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The Multi- DoorContract and Other Possibilities, 13 Ohio State J. On Disp. Res. 303, 页324-328 (1998) 。
[25]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Settlement，前注13, 页14-15，页25-28；另外参见Stipanowich & Kaskell, 前注19, 页20-22, 页29-30 （该文讨论了与调解员在同一争议中扮演仲裁员角色有关的问题，以及仲裁员在同一争议中扮演调解员的角色）; 参见Edna Sussman, Combinations and Permutations of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Issues and Solutions, the ADR in Business. Practiceand Issues Across Countries and Cultures 381, 页383-386(Arnold Ingen-Housz ed., 2011)（该文讨论了当中立者既担任调解员又是案件的仲裁员时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参见Kristen M.Blankley, Keeping a Secret from Yourself Confidentiality When the Same NeutralServes Both as Mediator and as Arbitrator in the Same Case, 63 BAYLOR L. REV.317, 332-37 (2011) （该文讨论了中立者根据在调解过程中所获悉的秘密或者特权做出仲裁决定，这种行为存在不受许可的风险）；参见Ellen E. Deason,Combinations of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with the Same Neutral: A Frameworkfor Judicial Review, 5 Y.B. on Arb. and Mediation 219, 224-30 (2013) (该文总结了先调解后仲裁程序在实践存在的困难);参见Dendorfer & Lack, 前注 7, 页 81;参见 Richard Fullerton, Med-Arband Its Variants: Ethical Issues for Parties and Neutral, 65 Disp. Resol. J.52, 60 (2010) (该文比较了仲裁和调解的特征，包括基于不同标准，两者之间存在的共通之处) ；参见 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12, 页373-374 (该文主要探讨了与同一中立者的角色从调解员转换至仲裁员的相关问题。参见Edna Sussman,Med-Arb: an Argument for Favoring Ex Parte Communications in the MediationPhase, 7 W. Arb & Med. R. 421 (2013) (该文考察了即使在仲裁员和调解员重合的情况下与当事人单方会面的优势); 参见 Paul E. Mason,The Arbitrator as Mediator, and Mediator as Arbitrator, 28 J. INT'L ARB. 541,545-47 (2011) (该文提出的问题是，同一人是否应该同时担任调解员与仲裁员; 参见Brian A. Pappas, Med-Arb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AlternativeDispute Resolution, 20 Harv. Negot. L. Rev. 157 (2015) (该文认为 “仲裁中调解” 程序使调解和仲裁的关键原则互相折衷的作用，包括调解员中立性、当事方的意思自治、仲裁员的公证性、双方平等对抗的正当程序权利以及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关于关于亚洲和西方调解之间存在的分歧) 参见 Steven J. Burton, Combining Conciliation withArbi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18 Hastings Int'l & Comp.L. Rev. 637, 页641-642 (1995); 参见Gabrielle Kaufmann-Kohler,When Arbitrators Facilitate Settlement:Towards a Transnational Standard, 25 J.London Ct. Int'l Arb，页187-190 (2009)。
[26]参见Shahla F. Ali, The Arbitrator's Perspective:Cultur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Arbitration Practice: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s § 6.01-6.08 (Horacio A. GrigeraNaon & Paul E. Mason eds., 2010)；同时参见 Bernd Ehle, The Arbitrator as a SettlementFacilitator, in Walking a Thin Line 79 (Olivier Caprasse et al. eds., 2010)。
根据Ehle的论述:
根据不同法律文化中不同的实践和传统，对于仲裁员的调解角色定位认知的范围而言，既有完全认可仲裁员对和解谈判的鼓励，也有绝对否认仲裁员的这种行为。一般而言，大陆法系的传统观念认为受协助的和解是法官和仲裁员的首要职责，但是普通法系却对仲裁员和法官的这种行为不予准许，或者至少不敢积极的受协助的当事人双方就争议进行友好协商和解。普通法系担心，一旦和解的努力落空，调解员的中立性将被质疑。同上注，页 79-80。
另一方面，中国的实践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对于中国人而言，闭门谈判（caucusing）在实践中的问题要比理论上的轻得多，因为他们相信当事人在调解的阶段不会在调解员/仲裁员能够从案卷中发现的事实之外，向仲裁员披露更多对其有害的事实……中国人认为，既然能相信法官能够在裁判中无视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那么也没有理由怀疑训练有素的仲裁员有能力保持中立，尽管他在先前的调解过程中获取了一些案件信息。参见Kaufmann-Kohler& Kun, 前注 2, 页491; 另外参见Kaufmann-Kohler, 前注25, 页190; 参见Michael E.Schneider, Combining Arbitration with Concili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Resolution: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ulture, ICCA Congress SeriesNo. 8, 58 (1996), http://www. lalive.ch/data/publications/mes combiningarbitration with-conciliation.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13日)。该文回顾了国际仲裁过程中所固有的心理因素，参见Sophie Nappert & DieterFlader,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Facilitation of Settlement in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Examining the CEDR Rules, 2 J. Int'l Disp. Settlement页459, 页460-62 (2011) 。
根据Nappert和Flader所述：
（有效争议解决中心（CEDR）2009年关于国际仲裁中促成和解规则的最终报告指出），愿意担任和解协调人和那些不愿意承担该角色的仲裁员之间的严重分歧……与文化因素和背景相关，即根据仲裁员是来自普通法还是大陆法背景。......委员会......的前提是，仲裁员对和解协调人角色的意见分歧根源于文化因素，并且（以心理学的说法）与不同背景的仲裁员所持有的不同社会价值和价值观态度有关。
[27]2016年7月7日，联合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委员会采用了修正和更新过的《关于组织仲裁程序的说明》。该说明不具有拘束力，但是却对仲裁程序中的典型程序事项起到示范作用。参见UNCITRAL, Notes on Organizing ArbitrationProceedings, para. 72 (UNCITRAL 2016, pre-release publication)。该《说明》规定：如果仲裁准据法允许仲裁庭受协助的和解，在当事人的请求下，仲裁庭可以在当事人协商过程中进行指导和协助。同上注。在争议中受协助的和解作为一种案件管理的技术已经被ICC所认可，仲裁庭（以及当事人）可以基于控制时间和成本的考虑采用这种方法，参见 ICC, ICC Rules of Arb., append. IV, para.h(ii) (2012) (ICC仲裁规则附件4h（ii）规定：如果当事人与仲裁庭达成一致，仲裁庭可以采取措施便于争议和解，但是，仲裁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任何后续裁决在法律上具有可执行性"。更早一些，设在伦敦的调解机构、有效争议解决中心（CEDR）发布了在仲裁程序中受协助的调解的程序，参见CEDR, Rules For The Facilitation ofSettlement In Int'; Arb., Art. 5, Paras.1.3 and 1.4 (CEDR, 2009) 。
该程序规定：
1. 1.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仲裁庭如果认为有帮助，可以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以便解决部分或全部争议：
......
1.3 如果各方书面要求，则提出和解的建议条款，以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1.4.如各方书面要求，则主持一次或多次缔约方代表出席的和解会议，届时可能会商定可能的解决条款。
[28]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 CommercialArbitration and Settlement，前注9，页8- 10。
[29]参见stipanowich & Kaskell, 前注19, at §§ 20-24描述MEDALOA的过程并解释其潜在的优点和关注点；参见Dendorfer & Lack, 前注7, 页76, 82, 92-94，该文分析“MEDALOA”的含义，优点和缺点。
[30]参见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12, 页358。对于“仲裁-调解”程序的影响、优势与劣势的分析，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 CommercialArbitration at its Best，前注19, at §§ 29-30；参见Dendorfer & Lack，前注7，页87-88。
[31]参见Michael Mcilwrath & John Savage, International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A Practical Guide 186 (2010) ，该文了描述了由国际仲裁员以及调解员梅赛德斯·塔拉兹恩制定的做法，其中包括，如果她认为争议可能会得到解决的话，就要求当事方在仲裁程序开始就授权她进行调解，同时参见David W. Plant, Draft Protocols forArbitrators Who Participate in Settlement Discussion (Draft of Feb. 2000),cited in Stipanowich & Ulrich,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t its Best, 前注 19, at §§ 20-24，该文为考虑将仲裁员的角色切换到调解员的角色的当事人提供了一套准则。
[32]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和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 ("SIMC")中规定了“仲裁-调解-仲裁”条款，当事方可以将该条款嵌入到合同中，对于“仲裁-调解-仲裁”条款，可以参见 http://www.siac.org.sg/model-clauses/the-singapore-arb-med-arb-clause(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12月2日)。同时参见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12, 页360 (该文阐述了“仲裁-调解-仲裁”程序)；参见Gracious Timothy, The Downside ofArb-Med-Arb Procedures,Mediate.Com, (Aug.2015), 文章来源：http://www.mediate.com/articles/TimothyG2.cfm （该文对“仲裁-调解-仲裁”提出了批判的观点)。
[33]迈克尔·利舍斯先生，英美烟草知识产权负责人，调解实践的支持者，采纳了该方法并且对这种实践十分赞赏。参见 Michael Leathes et al., Einstein's Lesson inMediation, Managing IP 24 (July-Aug. 2006)。对于该程序的整体描述，参见Mcilwrath & Savage, 前注31; 另外，参见Alan L. Limbury, Hybrid Dispute ResolutionProcesses Getting the Best while Avoiding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 Expandedversion of Paper delivered at the second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Mediation Symposium, (London, Oct. 29, 2009) 页6，文章来源https://www.cedr.com/articles/?item=Hybrid-Dispute-Resolution-Processes-Getting-the-Bestwhile-Avoiding-the-Worst-of-Both-Worlds(最后于访问时间2017年1月13日)。
[34]参见Gerald F. Phillips, Same-Neutral Med-Arb: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Disp. Resol. J. 25, 30 (May/July 2005) 。
[35]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47条（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lTrade /China Chamber of Int'l Comm., 2014)）。
[36]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4年版）》第42条。
[37]参见Fan Kun, An Empirical Study of ArbitratorsActing as Mediators in China, 15 Cardozo J. Conflict Resol. 页777, 778 (2014)。对于“仲裁-调解”的含义以及优劣势的分析参见 Dendorfer & Lack, 前注7, 页87-88。
[38]参见Dis Arbitration Rules §32.1 (German Institution ofArb., 1998) (“在程序进行的各阶段，仲裁庭应该试图去鼓励双方就争议或者争议的单个事项进行友好和解"，德国一位经验丰富的仲裁员（作为和解的促导者）对该程序进行过论述参见ARB. INT'L 523, 534-36 (2005).另外，这也与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78条第2款中所规定的法官担任调停员的做法相一致，翻译版本参见：http://www.gesetzhe-im-internet.de/englischzpo/englischzpo.html#p 1021。此外，据报道称，德国的法院受协助的调解的做法是长期存在的传统，可以追溯到Jinger Reichsabschied, § 110 (1654), 现在已经规定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的第278条中，参见Kaufmann-Kohler, 前注25, at 190 n.6。
[39]中国的仲裁以及主流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员可以在仲裁过程中的某个时刻尝试调解争议，然后再作出关于案情的裁决。如《仲裁法》第52条，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前注36），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前注35）。对于中国关于“调解-仲裁”的实践的论述，参见Kun，上注37 ；参见 Weixia Gu, The Delicate Art of Med-Arb andIts Future Institutionalisation in China, 31 UCLA Pac. Basin L. J. 97 (2014) 。
[40]参见 Stipanowich & Kaskell, CommercialArbitration at its Best, 前注19, 页39-45，该文提出了“当事人希望调解员担任仲裁员时的指南”). 同时参见Int'l Bar Ass'n [IBA], IBA Guidelines on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l Arb. § 4(D) (Oct. 23, 2014) (当事人在开始之前的知情同意程序应被视为对潜在利益冲突的有效放弃......此外，为避免当事人以仲裁员成为调解员为由、要求仲裁员回避，一般准则明确规定，即使调解不成功，豁免也应保持有效。在明确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双方应该了解仲裁员协助他们进行和解程序的后果，包括服从仲裁员的风险。
[41]许多评论者报道了中国仲裁员通常的做法，他们会系统地询问当事人是否希望协助达成和解. 如参见 Kaufmann-Kohler & Kun, 前注2，页487；参见Michael Hwang, The Role of§lq Arbitrators asSettlement Facilitators Commentary, in New Horiz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Arbitration And Beyond 571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Ed., 2005)；参见Johannes Trappe, Conciliation In The FarEast, 5 Arb. Int'l 173, 176, Passim (1989)；参见 Raeschke-Kessler, The Arbitrator asSettlement Facilitators, 前注38, 页525。
[42]参见Wang Wenying, The Role of Conciliation inResolving Disputes: A PRC Perspective, 20 Ohio St. J. Disp. Resol. 421, 435(2005), 转引自WangShengchang, Zhongcai Yu Tiaojie Xiangjehe de Lilun Yu Shiwu [The Theory AndPractice Of Combining Arbitration With Conciliation] 103-11 (2001); 参见Bobby Wong,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Dispute Resolution, 30 Hong Kong L.J. 304, 307-12 (2000); Kaufmann-Kohler &Kun, Integrating Mediation into Arbitration, 前注2, at 480-81; Carlos de Vera, ArbitratingHarmony: Med-Arb' and the Confluence of Culture and Rule of Law in the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in China, 18 Colum. J. Asian L.149, 162-68 (2004) 。
[43]后注53会有详细论述。
[44]参见Deason,前注25，页228-29；参见Blankley, 前注25,页332-37；参见Pappas, Med-Arb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AlternativeDispute Resolution,前注27, 页76-78; Carlos de Vera, 前注 42, at 185, 192-193; Antaki, supra note 4,at 113; M. Scott Donahey, Seeking Harmony - Is the Asian Concept of theConciliator/ArbitratoAr pplicable in the West, Disp. Resol. J. 74, 76-77 (Apr. 1995)。
[45]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 CommercialArbitration and Settlement,前注 9，页16-28 ，该文讨论了富有经验的美国仲裁员对于以和解为导向的行为的实践与观点。
[46]接受问卷调查的59名受访者表示，在某些特定案件中，他们会先后改变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或者同时扮演多个角色，（比如在一个案件中既是仲裁员又是调解员），他们“有时候”会考虑对案件进行非正式和解。在这59个受访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45.8%）的人表示他们“有时候”在自己担任仲裁员的案件中会调解争议。与此同时，这部分人还被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曾经在某次争议解决中，既担任了调解员，又担任了仲裁员。在仲裁时，你才要转换成仲裁员的角色？”这部分人中，27个人有25个人的回答是“是的”（也就是92.6%的人）。对这部分人进行了进一步提问：“你是否曾经在某次争议解决中，既担任了调解员，又担任了仲裁员。并且当事双方在事前就同意，在必要时，你可以先进行调解，再进行仲裁？”27个人中有18个人回答“是的”（也就是66.7%的人）。因此，有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美国律师们和仲裁员对于身兼数职的中立人现象表示关注，还是有很多仲裁员有过先调解后仲裁的经验。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 Zachary P.Ulrich, Arbitration in Evolution: Current Practices of Experienced CommercialArbitrators, 25 Am. Rev. Int'l Arb. 396, 464-65 (2014), 文章来源：https://ssrn.com/abstract=2519196。同时参见Donahey, Seeking Harmony, 前注 44，页77 (“传统的西方观念正在转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亚洲文化的影响。”)
[47]参见Nigel Blackaby,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tudent Version 353-414 (6th Ed. 2015) (Chapter 6.Conduct Of The Proceedings); 参见III Ian R. Macneil, Richard F. Speidel & Thomas J.Stipanowich, Federal Arbitration Law Ch. 32 (1995).规范层面，参见Int'l Centre for Disp. Resol["ICDR"], Int'l Disp. Resol. Proc. (Including Mediation & Arb.Rules) Art. 20 & 32 (2014); Beijing Arb. Commission ["BAC"], BacArb. Rules Art. 2(3) (2014); China Int'l Econ. & Trade Arb. Commission["CIETAC"], Cietac Arb. Rules Art. 35 (2014); Int'l Chamber of Com.["ICC"], Icc Rules of Arb. Art. 22 (Icc 2012); London Court of Int'lArb. ["Lcia"], Lcia Arb. Rules Art. 14.4-14.5 (2014); U.N. Comission ofInt'l Trade Law ["UNCITRAL"], UNCITRAL Arb. Rules Art. 17.1 (2010,2013年修订) 。
[48]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 前注 46, 页444-448，调查结果表明经验丰富的美国仲裁员经常参与各种管理前活动，以便为和解做好准备。
[49]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Reflections on theState and Futur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前注 1。
[50]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 前注46, 页444-451。
[51]参加Lack, Appropriate DisputeResolution, 前注 12,页359-60; 参见Dendorfer & Lack, The Interaction Between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前注7, 页89-91。这种做法在一些仲裁规则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参见 American Arb.Ass'n ["AAA"], Comm. Arb. Rules & Mediation Proc. R-8 (2013)。
[52]在美国，普遍的理解是，仲裁员可以尽可能鼓励使用调解，但是强制要求调解则违背了其职业伦理义务，比如参见AAA, Code Of Ethics For Arb. In Comm. Disp. (2004) , Canon Iv(F)阐述如下：“虽然仲裁员建议当事人讨论和解或运用调解或其他争议解决程序的可能性并非不合适，但仲裁员不应对任何一方施加压力以促成和解或利用其他争议解决程序。仲裁员不应出席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和解的讨论或担任调解员，除非所有各方均要求这样做。”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参见 Ehle, 前注26, 页84-85; 同时参见DanieleFavalli & Max K. Hasenclever, The Role of Arbitrators in SettlementProceedings, 23 Mealey's Int'l Arb. Rep. 1, 3 (July 2008) 。
[53]据报道，这种实践在德国已经存在，参见前注38以及相关解释。仲裁员提供有关当事人争议的初步意见的可能性在《CEDR受协助的国际仲裁协议中的和解规则》中明确规定。
5.1：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仲裁庭如果认为有帮助，可以采取以下一个或多个步骤来便于双方当事人就部分或全部争议进行和解：1.1.向所有当事方提供仲裁庭就仲裁程序争议事项的初步意见，以及仲裁庭认为各方为了在这些争点中获胜有必要提交的证据。
1.2向所有当事方提供关于仲裁中核心争点在法律与事实上的初步结论，该结论不具有拘束力。
据报道，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VIAC）目前正在起草关于早期中立评估的新规则。参见 Revision of the VIAC Conciliation Rules,VIAC,来源：http://www.viac.eu/en/photogallery/image.raw?type-img&id-79(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13日) 。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域，这种实践的可接受性存在差异，参见Ehle, 前注26, 页80-84.
根据Ehle的观点：
在某些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及其律师非常希望仲裁员在仲裁程序的的某个阶段依职权就案情实质问题发表初步的但清晰的观点，以及明确地鼓励友好和解。……不同于大陆法系，普通法系认为即使仲裁员仅对案件实质问题提供初步意见也是不当的。如果和解的尝试宣告失败，当事人或许会认为仲裁员受到此前看法的不当干扰。
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认为，该做法使得各方了解到仲裁员的观点，并给予双方相应的调整其观点和策略的机会。参见Michael E. Schneider, Combining Arbitrationwith Conciliation, ICCA Congress Series 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nference(Seoul, Oct.10-12, 1996) 61, 来源：http://www.lalive.ch/data/publications/mes-combining-arbitration-with conciliation.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13日)；参见 Favalli & Hasenclever, The Role ofArbitrators in Settlement Proceedings, 前注52, 页2-3。
[54]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前注46, 页459-60，调查参与者被问到，“在你担任仲裁员的案件中，你考虑非正式解决案件的频率有多高？”..... 超过一半的参与者回答“从不”......由于部分或全部（引文中分析的、这里没有引述的）原因，许多有经验的商事仲裁员对仲裁在和解中的作用持谨慎态度。然而，调查结果也表明，许多仲裁员倾向于承认并积极利用通过管理仲裁程序来受协助的仲裁和解的机会。
[55]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Settlement, 前注9, 页16-19; 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Arbitration in Evolution, 前注46, 页458。值得注意的是：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五年中，他们的案件在审前得到解决的比例比之前有所增加。这一趋势既体现在报告案件和解解决比例较低的受访者相对减少（例如，较少受访者表示“所有案件中有31％至40％”或更少在审前得到解决），以及报告和解案件比例较高的受访者相对增加（例如，更多受访者称其“41％至50％”和“超过50％”的案件数量均在审理前达成和解）。
该调查还询问受访者，“作为仲裁员，在案件程序推进过程中，仲裁裁决尚未做出时案件即被解决的案件比例大致是多少”，文章中的图表受访者比较了对过去五年和解率估计数以及在此之前更早的和解率估计数的结果。
[56]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 Arbitration inEvolution, 前注46, 页460 . 报告中那些关注非正式的和解程序的受访者中，平均每59名都会被问到他们为了增加非正式和解的可能性而采取特别的行为的频率有多高。受访的绝大多数人表示，至少在一些案件中，他们对于事前听证的管理、动议事项的归纳以及对证据发现事项的决定会受协助的和解。事实上，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23.7％）表示他们对问题的总结处理促使他们在大约一半或更多案件中进行非正式解决，超过四分之一（25.4％）的受访者表示在大约一般或者更多的案件中，他们对事前听证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57]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 Arbitration inEvolution, 前注46，页 445-51, 459-61。
[58]参见前注51-52以及相关解释。
[59]贸易法委员会最近修订的《 2016年组织仲裁程序说明》第72段现已确认，在某些情况下，仲裁庭提及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可能是恰当的。参见2016 UNCITRAL Notes On Organizing Arb. Proc.para. 72 (UNCITRAL 2016, pre-release publication)。同时参见前注27以及相关解释。
[60]参见前注52以及相关解释。参见Favalli & Hasenclever，前注52, 页2：“英国和美国的仲裁惯例从未考虑过仲裁庭在和解方面的作用，相反，仲裁庭参与和解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其他法域如德国或瑞士，仲裁员参与和解程序是一种常见做法”。
[61]参见前注25以及相关解释。
[62]参见上注52及其相关解释。基于心理学角度对有效争议解决中心（“CEDR”）提供的规则进行批评, 参见Nappert & Flader, A PsychologicalPerspective on the Facilitation of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上注26。
[63]参见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12, 页359：“一些大陆法系的仲裁员将在程序进行的某个阶段召开会议提供初步意见，或者提供仲裁庭裁决的草稿或者口头版本，目的在于谋求发布裁决之前最后和解的机会。然而，在大多数普通法系的法域，这种程序相对比较少见。甚至，普通法系的仲裁员可能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种“判决前上诉”的不当形式，或者根据提供初步意见时间点的不同，存在后续裁决因偏见而被挑战的风险。”
[64]许多国际仲裁规则明确规定了合意裁决的可能性。参见ICC, ICC Rules of Arb. Art. 32 (2012); HKIA,Administered Arb. Rules Art. 36.1 (2013); ICDR, Int'l Arb. Rules Art. 32.1(2014); LCIA, LCIA Arb. Rules Art. 26.9 (2014); SIAC, Arb. Rules of the Sing. Int'lArb. Ctr., Art. 28.8 (2013); SCC, Arb. Rules of the Arb. Inst. of the StockholmChamber of Comm. 39.1 (2010); UNCITRAL, UNCITRAL Model L on Int'l Comm. Arb.Art.30 (1985, With Amendment as Adopted in 2006); VIAC, Vienna Int'l Arb. Ctr.Rules of Arb. Art.38 (2013). 另外参见Yaraslau Kryvoi & Dmitry Davydenko, Consent Awards in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From Settlement to Enforcement, 40 Brook. J. Int'lL. 827 (2015) ，该文对合意仲裁进行详尽的分析。
[65]合意裁决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的可执行性，该公约裁决允许仲裁裁决的跨国执行。参见New York Convention o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art. I, (June 10, 1958), 21 U.S.T 2517, 330U.N.T.S.38。另一方面，和解协议是争议各方之间的普通合同（或仲裁程序），因此无法受益于国际法下的跨境执行和承认。关于执行调解协议的一般性讨论，参见Edna Sussman, Combinations and Permutations of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前注25, 页391-398。
[66]国际仲裁中的合意裁决的可执行性问题仍不清楚，参见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3021 (2d Ed. 2014); 参见Kryvoi & Davydenko, Consent Awards in InternationalArbitration, 前注 64, 页850。（“纽约公约既没有对‘仲裁裁决’这一术语进行定义，也没有提到合意裁决。纽约公约的这种缺失导致了就合意裁决是否属于仲裁裁决的问题的产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取决于合意裁决是否是真正的仲裁裁决，还是仅具有合同性质”）。同时参见 Giacomo Marchisi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sentAwards: Accepting Their Reality, 32 Arbitration Int'l 331 (2016) ，该文基于根据法国和英国法律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合意裁决的可执行性问题。
[67]参见Kryvoi & Davydenko, Consent Awards in InternationalArbitration,前注 64, 页856。该文作者写道：
只有在有充分理由相信仲裁或者和解协议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时，几乎所有的仲裁规则才会允许仲裁庭拒绝而将和解协议作为合意裁决。例如，这种不正当的目的可能包括滥用权利、洗钱、贿赂、资助恐怖主义、违反竞争法或者涉及到其他非法活动。
为了确定和解协议是否用于不当目的以及不应当制作为合意裁决，仲裁庭需要考虑公共政策、仲裁地法律、交易涉及的实体法以及可能寻求执行的法域的法律。
同上，页860。另外参见Marchisi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sentAwards，前注66，页334-335（该文讨论了合意裁决可能被用于便利税收减免或者通过虚构创设给付义务的纠纷达到洗钱的目的）。
[68]巴黎调解与仲裁中心（CMAP）制定了一套规则，称为“同时调解-仲裁规则”（Simultaneous Med-Arb Rules），专门适用于时长三个月、仲裁同时进行调解的程序，当事人不同意的除外。参见Règlement de Med-Arb Simultanés Arts. 8.1 and 9 (CMAP2007) [as translated in Lack,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前注 12, 页363-65]：
第9条：程序的独立性。调解和仲裁独立进行。巴黎调解与仲裁中心不允许调解员知道仲裁员的姓名，反之亦然。如果调解员和仲裁员碰巧彼此了解，他们也不得互相讨论案件。
除了同时进行调解和仲裁之外，并行的程序还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例如“分离（carve-outs）”和“影子调解（shadow mediation）”。参见 Lack, Appropriate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12,页364-65;同时参见 Michael E. Schneider, Combining Arbitration withConciliation, ICCA Congress Series 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nference(Seoul, Oct. 10-12, 1996)页71-77，文章来源 http://www.lalive.ch/data/publications/mes_combiningarbitration with conciliation.pdf (该文建议同时进行调解和仲裁程序的步骤)。
[69]尤其是一个被称为“影子调解”的程序：[影子调解员]能密切关注另外一个程序并就在该程序中所发生的事项提供建议，并可能提出程序性建议以帮助另一程序中的当事方和中立者。比如影子调解员持续观察仲裁程序，取得所有诉讼文书的副本，并可能旁听仲裁庭庭审。影子调解员（经当事人和其他中立者同意）甚至可以向仲裁庭发言或积极参与到仲裁程序中去。参见Lack, Appropriate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 12, 页364-365; 同时参见Dendorfer &Lack,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前注9, 页91-92。
[70]例如参见Règlement de Med-Arb Simultanés Art. 9 (CMAP, 2007); Lack,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 12，页363-64。
[71]在适当的情况下，长期调解员乔纳森马克斯（Jonathan Marks）安排双方达成合意行为准则（protocol），与法院就调解程序进行受限沟通。参见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Summary, 前注11。
[72]虽然争议一方有时候聘用第三方的目的是在争议解决的准备过程中获得保密评估，但是我们的关注在于向所有当事人提供的非拘束性评估。参见See, e.g., Stipanowich & Ulrich,Arbitration in Evolution, 前注46, 页461-62 (该文报道了对经验丰富的而美国仲裁员的调研结果，涉及到非拘束力或者咨询性的仲裁方面的经验，也包括早期中立评估、案例评估); Thomas J. Stipanowich & Ryan Lamare, livingwith ADR: Evolving Perceptions and Use of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ConflictManagement in Fortune 1000 Corporations, 19 HARV. NEGOT. L. REV. 1, 43-44(2013), 来源：https://ssrn.com/abstract-2221471(该文总结了总结了对2011年财富杂志1000位企业法律顾问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了他们对早期中立评估以及早期的案例评估程序存在依赖的新发现，分别有36％和66％的受访者表示最近有使用这些程序的经验); 参见Jay Folberg, Dwight Golann, Thomas J.Stipanowich & Lisa Kloppenberg, Resolving Disputes: Theory, Practice &Law (2d Ed. 2010) （该文讨论了美国商业促进会（BBB）中国家广告部门的非拘束性评估程序以及与法院相联系的仲裁程序; 参见Brazil,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orMediation, 前注 19 (该文从一般意义上描述了早期中立评估)。
[73]参见Eric Green, Re-ExaminingMediator and Judicial Roles in Large, Complex Litigation: Lessons FromMicrosoft and Other Megacases, 86 B.U. L. Rev. 1171, 1171 and 1201-06 (2006) (需要注意的是，该文作者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调解员，他认为重大案件面临巨大挑战，对于这类案件的解决和管理“需要重新审视中立的法官以及调解员的角色” 。他提出了问题并提出了可能发展路径，以 “更加广泛和灵活的范式” 来取代 “要求被动的，独立的法官和非评估性的调解” 的传统模式。参见Green Eric & Jonathan B. Marks, MediatingMicrosoft, Boston Globe, November 15, 2001, at A23, Section Op-Ed (该文描述了微软公司与司法部和至少9个州的和解，原因在于法官裁定中止诉讼并指令和解协商)。参见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 12, 页 369-373 (该文讨论了被称为“组合的中立者”（Combined Neutrals）的程序，该程序并不常用。该文还讨论关于混合程序的未来发展的考虑)。
[74]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Real Time'Strategies for Relational Conflict, 3 Int'l Bar Ass'n 6 (2007), 文章来源：https://ssrn.com/abstract=1980792。
[75]参见 Stipanowich,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 ofMediation,前注2, 页1233-1243。
[76]参见Nicholas Gould, Claire King And PhilipBritton, Ctr. of Construction L. & Disp. Resol., King's College London,Mediating Construction Disputes: an evaluation of Existing Practice 14-16 (2010)，该文讨论在建筑工程领域中使用各种常设中立型模式，如“独立介入者”（ "Independent Intervener"）或“争议解决委员会”（ “DRA”）等；参见James P. Groton, The Standing Neutral: A'Real Time' Resolution Procedure that also Can Prevent Disputes, 27ALTERNATIVES 177 (Dec. 2009)。
[77]国际商会制定了关于争议委员会应用的具体规则。参见ICC, Disp. Board Rules (2015)。对于争议委员会动态的描述，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The Multi DoorContract and Other Possibilities, 13 Ohio St. J. on Disp. Resol. 303, 358-64(1998)；参见Thomas J.Stipanowich, Managing Construction Conflicts: Unfinished Revolution, ContinuingEvolution, Pepperdine University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2014/22, at3-4, 7-8, 来源：http://ssrn.com/abstract=2484598;Gould Et Al., Mediating Construction Disputes,前注76 页18-21; 参见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12, 页368-369。同时参见 Thomas J. Stipanowich, Beyond Arbitration: Innovationand 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ruction Industry, 31 Wake Forest L.Rev. 65, 125-26, 131-86 (1996) ，讨论了关于冲突管理和争议解决程序的行业调查结果), 来源：https://ssrn.com/abstract-2060438。
[78]参见Adam K. Bult, EtAl., Navigant Construction Forum, Delivering Dispute Free ConstructionProjects: Part III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7-10 (June 2014); 参见 Charles R. Schroer, Corps ofEngineer's Perspective on Partnering, in The Use of Partnering in theFacilities Design Process 3, 3 (1994)。
[79]参见Stipanowich, ManagingConstruction Conflicts, 前注77, 页4。合伙制主要应用于美国、英国、荷兰和瑞士等国家，参见Clive Seddon,Partnering: The UK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73 (1999); 参见Geert Dewulf & AnnaKadefors, Trust Development in Partnering Contracts, In Working PaperProceedings, Engineering Project Organizations Conference, South Lake Tahoe 1,1 (Nov. 4-7, 2010)。
[80]参见Stipanowich,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 ofMediation,前注 2, 页1237, 1233-1243; 参见Catherine Reg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Res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Health, 47 Ottawa L. Rev. 5, 16-28 (2016) [in French] ，该文讨论了在加拿大魁北克健康医疗领域采取合伙制的潜在收益。
[81]合伙制主要被应用于建筑和工程领域。参见 Erik Eriksson, Brian Atkin & TorBjamNilsson, Overcoming Barriers to Partnering through Cooperative ProcurementProcedures,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d. 598 (2009)。
[82]参见Stipanowich,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 of Mediation，前注2, 页1238-39; 参见Stipanowich, The Multi-Door Contract, 前注77, 页387-389; Gould Et Al., MediatingConstruction Disputes, 前注 76，页14-16.
[83]见前注24以及相关解释。
[84]见后注98以及相关解释，讨论了在非裁判性程序下调停一词的定义。
[85]参见前注17-18 以及相关解释。
[86]Jeremy Lack对本文的基本分类做出的贡献，本文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87]参见前注17-18以及相关解释，本文第1部分第3节，以及前注54, 62-63以及相关解释。
[88]对于Neutral这一词条的解释，参见 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H. Yarn ed., 1999).这些黄金标准在西方社会的调解员或仲裁员的所有道德守则中都可以找到，比如参见 IMI, IMI Code of Procedural Conduct §2.2；参见IBA, IBA Guidelines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l Arb. Part 1 (2014); 参见ABA & AAA, Model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Mediators, Standard 11 (2005);参见 AAA, Code of Ethics for Arb. In Comm. Disp., Canon 1 (2004)。
[89]对于“Adjudicative Processes”的解释,参见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 H. Yarn ed., 1999)。
[90]对于“Arbitration”的解释，参见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H. Yarn ed., 1999);参见What YouNeed to Know About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BA Section Of DisputeResolution 1 (2006), 文章来源：http://courtadr.org/library/view.php?ID=3319(最后访时间2017年1月17日); 对于Arbitration, CPR, 参见https://www.cpradr.org/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servicesoffered/arbitration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7日)。针对商事仲裁的一个延伸的讨论，参见Stipanowich & Kaskell, CommercialArbitration At its Best, 前注19。对于围绕美国法下“仲裁”的概念和范围的法律问题，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The ArbitrationPenumbra: Arbitration Law i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Dispute Resolution, Nev.Law Rev. 101 (2007) (Published in the UNLV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of theFederal Arbitration Act)。
[91]对于“Litigation”的解释, 参见 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 H. Yarn ed., 1999)。
[92]根据具体的情况，评估人员的决定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被作为仲裁裁决而具有强制执行力。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Contract and ConflictManagement, in Symposium on Contract Law and Scholarship, 2001 Wis. L. Rev.831, 859-60 (2001) 。
[93]虽然争议一方有时候聘用第三方的目的是在争议解决的准备过程中获得保密评估，但是我们的关注在于向所有当事人提供的非拘束性评估。
[94]此处指有拘束力的评估程序。
[95]对于“Case Evaluation”的解释，参见dictionary of ConflictResolution (Douglas H. Yarn ed., 1999); 参见What You Need toKnow About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ba Section of Dispute Resolution(2006) 页 2, 文章见http://courtadr.org/library/view.php?ID=3319，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1月7日。
[96]有关美国仲裁法对非拘束性仲裁的处理的讨论, 参见Stipanowich, Arbitration Penumbra,前注90, 页448-456。
[97]对“Advisory Arbitration” “Nonbinding Arbitration”的解释参见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H. Yarn Ed., 1999); 参见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BA Section ofDispute Resolution (2006) 页1, 文章来源http://courtadr.org/ library/view.php?ID-3319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7日)；参见Stipanowich,Beyond Arbitration, 前注77, 页87-88；参见Stipanowich, Arbitration Penumbra, 前注90, 页448-456。
[98]这一定义反映了几个法域广泛分享的观点，并符合国际上所接受的“调停”的概念。如参见Lack, AppropriateDispute Resolution, 前注12,页352-53，在该文中，作者从瑞士的视角描述了调解程序和调停程序的差异：调解是一个非评估的程序，在该程序中，中立者并不被期待提供结合的机会。而在调停中，中立者最为重要的能力通常为以大致评估的方式去尝试设定规范或者提出建议。因此，调停在程序上具有便利性，但是这在实体上更是一种评估，因为此时可能结果有客观的规范和标准可循。而在调解中，没有可能的合意区间（Zone of PossibleAgreement），中立者不应当提出建议。
另外参见Alessandra Sgubini, MaraPrieditis & Andrea Marighetto, Arbitration,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and Italian businessperspective (Aug. 2004), 来源http://www.mediate.com/articles/sgubiniA2.cfm, 其中描述了意大利的调停概念：调停试图个别化最佳解决方案，并指导各方达成令人满意的合意。虽然这听起来与调解非常相似，但解决争议的两种方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调停过程中，调停员在争议的实际解决中发挥相对直接的作用，甚至通过提出和解方案的方式建议双方接受某些解决方案。在调停过程中，中立人通常被视为负责为当事人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的权威人物。调停人而不是各方制定和提出和解条款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向调停个人寻求指导，并就调解人提出的建议做出决定。
另外参见 Robert Virasin, Arbitration,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in Thailand (Apr. 10, 2015), 来源：http://www.siamlegal.com/thailand-law/arbitration-mediation-and-conciliation-in-thailand/, 其中描述泰国调停程序如下：调停与调解不同。在调解中，调解员是中立的第三方。而在调停的过程中，调停员是讨论中的积极参与方，目的在于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调停员并非只是倾听和表示同情，他通常是该领域的专家，并将与各方积极讨论问题。调停人试图将当事人从对他主观上想要的关注转为对如果案件放在法官面前可能会发生什么的分析。调解程序概述规定在“劳动保护法”第22条中。
另外参见 Jean-Pierre Cot,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9 (R. Myers Trans.,1972)，该文在国际的层面上界定了调停程序的概念：调停程序是在国际争议和解进程中的介入，调停主体本身虽然不享有政治权威，但是取得了当事人的信任，并受托对争议的各个方面展开调查，并向当事方提出没有拘束力的解决方案。
另外参见CEDR, Guidance Notes for Customers:Conciliation (2015) 页1, 来源：https://www.cedr.com/idrs/documents/151029172414-conciliation-guidance-notes-forconsumers. pdf, 其中指出：调停是通过直接协商解决争议的非正式程序。调停员通常通过电话直接与各方进行沟通，鼓励各方协商和解，调停员允许双方达成自己的争议解决方案，尽管在双方无法自己达成协议时，调解人有权推荐（但不强制）特定的解决方案。
[99]对“Conciliation”的词义解释, 参见 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H. Yarn ed.,1999)。
[100]参见Audrerie, Mddiation etConciliation，前注 5, 页124-127。
[101]参见Jose, Cahali, Curso deArbitragem, Mediacao, Concilacao40(2013)。
[102]参见Jean-Franqois Roberge,Typologie de 1'intervention en conciliation judiciaire chez les juges canadienssidgeant en premieres instance et ses impacts sur le systmejudiciaire, le droitet la justice Etude de la perception des juges canadiens [Judicial Settlement Typology of CanadianJudges Sitting in First Instance and its Impacts on the Judiciary System](2007)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in law, University of Laval / University ofSherbrooke) 页2-3, 文章来源：available atwww.theses.ulaval.ca/2007/24199/24199.pdf。
[103]同上注。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份资料将调停定义为“比调解更为被动的、结构化程度更低的一种介入”。调停人鼓励双方自行达成协议，并且可以充当“中间人”（go between）来促进沟通。对 “Conciliation”的解释, 参见Dictionary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9)。
[104]关于争议委员会的更多详细论述，参见Randy Hafer &CPR Construction Advisory Committee Dispute Resolution Board Subcommittee,Dispute Review Boards and Other Standing Neutrals. Achieving "RealTime" Resolution and Prevention of Disputes, CPR Dispute PreventionBriefing (2010);参见Gwyn Owen, Dispute Boards:Procedures and Practice (2007); 另外参见 Cyril Chern,Chern On Dispute Boards (2d. Ed. 2011)。
[105]参见Stipanowich, BeyondArbitration, 前注77, 页126; 对于“Dispute Review Board (DRB)”的解释,参见 Dictionary of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 H. Yarn Ed., 1999)。
[106]例如，参见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Commerce, Dispute Board Rules, Article 5 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 (2015年10月1日生效)。
[107]对于“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ENE)”的解释, 参见 Dictionary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 H. Yarn ed. 1999); 参见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lternativeDispute Resolution, ABA Section Of Dispute Resolution (2006)页 2, 文章来源http://courtadr.org/library/view.php?ID=3319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7日);对于 CPR,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参见https://www.cpradr.org/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services-offered/early-neutral evaluation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7日); 参见Stipanowich,Beyond Arbitration, 前注 77, 页126, 引用ABAForum 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1994 Survey O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1994)。对于早期中立评估程序的详细阐述, 参见WayneDouglas Brazil,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2012)。
[108]参见Leonard L. Riskin, Decisionmaking in Mediation: The New Old Grid andthe New Grid System, 79 Notre Dame L. Rev. 1, 页30-33 (2003)。
[109]参见Leonard L. Riskin, Understanding Mediators'Orientations,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A Grid for the Perplexed, 1 Harv.Negot. L. Rev. 7, 24-35 (1996); See Also Id., At 112; 对于Mediation的解释, 参见 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ouglasH. Yarn Ed., 1999); 参见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BA SectionOf Dispute Resolution (2006) 页3, 文章来源http://courtadr.org/library/view.php?ID=3319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7日) 。
[110]一些相似的定义，参见See Mini-Trial, In Dictionary Of ConflictResolution (Douglas H. Yam ed., 1999); 参见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lternativeDispute Resolution, ABA Section of Dispute Resolution (2006) at 3 ，文章来源http://courtadr.org/library/view.php?ID=3319(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7日);对于CPR,Services Offered: "Mini Trials",文章见https://www.cpradr.org/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services-offered（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月7日;） 参见ABAForum 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urvey O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1990-91)。对于该程序的更多的探讨参见 John H. Wilkinson, A Primer On Minitrials,In Donovan Leisure Newton & Irvine ADR Practice Book (John H. Wilkinsoned., 1990)。
[111]参见 Riskin, Decisionmaking in Mediation,前注 108, 页30-33。
[112]见上注。
[113]对于Transformative Mediation的词条解释, 参见 Dictiona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Douglas H. Yarn Ed., 1999); 同时参见 Robert A. Baruch Bush & Joseph P.Folger, The Promise of Mediation: The Transformative Approach to Conflict(Jossey-Bass, 2005) (该文对调解中的转换性程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参见Joseph P. Folger, Robert A. Baruch Bush & DorothyJ. Della Noce, Transformative Mediation: A Sourcebook Resources For Conflict InterventionPractioners and Programs (2010) 。
[114]文化是通过社会化过程获得的，并巩固了团体成员的共同价值观，规范，习俗，意识形态和角色。它可能对有关各方解决冲突的动因及其对中立者做法的态度产生相当大的有意或无意的影响。参见George Peter Murdock, The Cross CulturalSurvey, 5 AM. Soc. REV. 361 (1940) (该文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为文化起源提供了更多资料)；参见 Ruth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34 (1934); Edward Sapir, Conceptual Categories inPrimitive Languages, 74 Science 578 (1951); Socialization and Society 5 (JohnA. Clausen Ed.,1968)。另外，参见前注26及其相关解释，讨论了在冲突解决中文化的影响。
[115]法律职业对争议解决程序产生深远影响，争议解决程序通常被律师所掌控，这些律师积极的参与争议解决条款的合同谈判以及争议发生后的咨询和主张。参见Stipanowich,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Futur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前注1, 页313-314。此外，中立者和律师对于他们在争议解决中角色定位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其所属的专业文化和法系的影响。参见Michael McIlwraith & Henri Alvarez,Common and Civil Law Approaure: Party and Arbitrator Perspectives, in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actice: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s 2-1,2-4 (Horacio A. Grigera Naon & Paul F. Mason eds., 2015)。
[116]在争议解决程序的发展过程中，各行业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建筑行业一直处于冲突管理实践的最前沿，包括合作伙伴，常设中立人和争议委员会。参见前注76-82及其相关解释。
[117]组织对争议解决程序的偏好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企业活动的具体情况，与地理位置相连的国家宏观文化、国籍、高层或员工的偏好、公司的行业或业务链、遭遇纠纷的过往经历和对于承担风险的适应性等。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 VeroniqueFraser, "Mixing Mod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Resolution: Forms of Interplay between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Evaluation, andthe Impact of Culture, Legal Tradition and Choice (即将发表)。
[118]争议解决程序可以根据具体当事人的需要、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冲突的性质和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参见Stipanowich, Reflections onthe State and Futur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前注1, 页348-59；参见Stipanowich, Arbitration and Choice: Taking Charge ofthe "New Litigation, "(Symposium Keynote Presentation), “DePaul Bus.& Comm. L.J. 383 (2009)。
[119]参见Stipanowich,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Futur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前注1, 页308-321; 参见Stipanowich, Arbitration and Choice, 前注118。
[120]如参见Lack,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前注12,页339，作者提出了设计此类组合过程时可考虑的要素清单。另外参见 Jean François Guillemin, Reasons forChoosing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ADR In Business: Practice andIssues Across Countries and Cultures, Vol II 13 (Arnold Ingen-House Ed., 2010);参见Stipanowich, Arbitration and Choice,前注118。
[121]这份列表包含了争议解决混合模式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2017年9月23日24日举行）探讨的许多程序目标和标准，参见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Summary, 前注11。在会上，还讨论了其他的程序目标，包括“程序透明性”、“程序全覆盖性（inclusive）（即包括所有利益受到影响的相关方）”、“结果正当性”（legitimate）、“结果的可预测性”以及“结果的可行性（使得权利义务关系清楚）”本文作者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纳入当前的讨论之中，要是是因为这些目标与所列举的目标具有重合性，要是由于它们可能不是商事争议当事方最优先考虑的。
[122]参见Thomas J. Stipanowich & VeroniqueFraser, "Mixing Mod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Resolution: Forms of Interplay between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Evaluation, andthe Impact of Culture, Legal Tradition and Choice（文章将要发表）。
[123]尽管有效争议委员会（CEDR Commission）是解决在相关争议和解中仲裁员角色扮演问题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但是该委员会的很大一部分的结论反映的是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国家的做法，这会引起其他一些国家从业者的担忧。参见Stipanowich,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Settlement, 前注9, 页14-15。
[124]早期可参考的资料来源可能是Kluwer和Catherine Rogers关于国际仲裁伦理标准的著作以及Manon Schonewille和Fred Schnoewille关于世界各地的调解规则和实践的著作。参见the Variegated Landscape of Mediation: AComparative Study of Mediation Regulation and Practices in Europe and the World(Manon Schonewille & Fred Schonewille Eds., 2014) 。
[125]参见the Variegated Landscape of Mediation, 前注 124；另外，参见GlobalTrends in Mediation (Nadja Alexander Ed., 2d.Ed., 2006)。
[126]参见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on Mixed ModesDispute Resolution, Preliminary Survey (July-Sept. 2016) [未发表]。
[127]参见Catherine Rogers, Ethics in InternationalArbitration (2014); The Variegated Landscape of Medi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Mediation Regulation and Practices In Europe and the World (Manon Schonewille& Fred Schonewille Eds., 2014)。工作组成员建议采用名录服务、博客（比如Wolters Kluwer博客）、国际和国内主要争议解决机构（包括IMI和全球庞德系列会议（GPC））的网站、国际调解员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ediators）、国际律师协会（IBA）、公司律师国际仲裁组织（CCIAG）、特许仲裁员协会（Chart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商事仲裁员学院（College of Commercial Arbitrators）、美国律师协会争议解决部门、马里兰州调解和冲突解决办公室（MACRO ）、施特劳斯争议解决研究所（Straus Institute for Dispute Resolution）、争议解决系统研究所（RSI））、争议解决协会（DRI）、新加坡国际调解学会（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cademy）以及其他有关组织（例如公司律师协会（ACC）、国际司法学院（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llege）、索赔与诉讼管理联盟（“CLM”）、美国国际商业理事会（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商业圆桌会（The Business Roundtable）、建筑工程律师协会（Society of Construction Lawyers;）、建筑行业ABA论坛（ABA Forum 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美国建筑律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Lawyers）、ABA侵权审判和保险业务部门（ABA Tort Trial and Insurance PracticeSection）、ABA商业法部门（ABA Section on Business Law）。
[128]参见Stipanowich & Ulrich, Arbitration inEvolution, 前注 46, 页399-400。
[129]同上注。
[130]对于在争议解决实践仍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复杂环境中立法的担心，可以体现在对最近通过的巴西调解法的考察中。该法对对调解程序做出了许多限制，而从业者可能认为这些限制没有必要或者不明智。参见See Stipanowich,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of Mediation, 前注2, 页1208-1209。
[131]参见前注123。
[132]参见Protocols for Expeditious,Cost-Effectiv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omas J. Stipanowich et al., eds.2010), 文章来源:http://thecca.net/sites/default/files/CCAProtocols.pdf (offering a model forparallel guidelines aimed at different stakeholders为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平行准则提供了示例)。
“仲裁圈”栏目由朱华芳律师主笔/主持，每周一与“金融汇”栏目交替发布，欢迎法律同仁们投发仲裁理论和实务原创文章。向“仲裁圈”栏目投稿，可发送邮件至service@tiantonglaw.com并注明"仲裁圈投稿"，或长按下方二维码添加朱华芳律师的微信。
查看往期文章，请点击以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