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挑破多少“面纱”
导读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有超过60%的线索均来自于巡视。巡视制度，俨然已成为时刻悬在政府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巡视，挑破多少“面纱”
从擅长“边抹平边违纪”的苏树林，到有着丰富反侦查经验的武长顺；从被政治骗子“耍得团团转”的黄兴国，到操纵家族腐败的王三运；从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到辽宁拉票贿选案……
9月7日，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片中披露了大量巡视细节，让民众真正感受到了巡视制度的震慑力与权威性。
据法治周末记者统计，在《巡视利剑》前3集中，共有27名严重违纪违法的干部现身说法，其中还包括一名中央纪委的“内鬼”。一个个曾经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领导干部，在巡视利剑出鞘的锋芒中原形毕露，有的悔了，有的哭了，更有的几乎一夜之间白了头。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必须有权威性，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指示，从2013年5月第一轮巡视正式启动以来，十八届党中央开展了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区市进行了“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开展了机动式巡视，兑现了全覆盖的政治承诺。
据统计，在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有超过60%的线索均来自于巡视。巡视制度，俨然已成为时刻悬在政府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7月20日的这一消息，让无数天津市民喜出望外，武长顺这位在民间被称为“武爷”的地方官终于倒在了巡视利剑之下。
对中央巡视组而言，“津门第一虎”武长顺可谓是一个“特殊的对手”。在2014年3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在天津巡视期间，收到的1万多件次群众来信来访中，有大量内容均涉及武长顺。但在天津地界，他的势力大到令知情人都不敢和巡视组见面，关于武长顺的举报，也几乎都是匿名的。
在天津，武长顺不光“耳目众多”，直到落马之时，在天津公安系统已任职44年的他也有着极强的反侦查意识。
多年来他虽然一直在私下经营多家公司，但从一开始就精心布局，这些公司无一在他本人或家属名下，全部由朋友、同学、亲信代持。此外，他还通过不断成立、注销各种公司，频繁变换股权等手段试图让公司背景变得难以追查。
这些公司的重要业务就是承接公安交管设施项目，这都在武长顺的职权范围内。他授意下属利用公权力把一些项目交给他控制的公司垄断经营，但价格却远高于市场价；当自家公司和其他公司起了民事纠纷，武长顺则动用冻结资产、查封账户等刑事案件手段，给对手施加压力。
对于自己的亲属和亲信，武长顺每周都会召集他们到家中听取汇报、作出指示。武长顺还给他们配备了和自己联系的专用手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销毁换号。
此前媒体报道武长顺是在中央巡视组向天津反馈巡视意见10天后被拉下马的，而专题片中披露的细节则让很多人感叹，这一出在天津站上演的“潜伏”要比电视剧来得更精彩。
巡视组盯上了武长顺，武长顺自然也在关注着巡视组。巡视组来了肯定是要发现问题的，因此，武长顺先是用了“李代桃僵”计，主动向巡视组提供一个中管干部的线索，企图转移巡视组视线，然后开始和亲信统一口径商量如何对付巡视组。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主动交代，声东击西”，是不少官员应对巡视组的办法。比如，2014年12月落马的南航集团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司献民同样采取过这种方法。
中央第一巡视组当时接到了南航集团公款打高尔夫球成风的反映，听到风声的司献民在和巡视组谈话时，主动谈到南航集团存在公款打高尔夫球现象，还承认自己也打过。他表示南航已经进行了自查，发现下属的珠海翔翼公司问题比较突出，将会进行处理。
但出乎司献民的意料，巡视组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专门派人到珠海、广州各大球场深入了解，最终掌握了司献民本人多次公款打球的线索。
在天津，考虑到武长顺在当地的“势力”，巡视组表面上不去触碰任何敏感问题，但实际上却在暗中加紧调查，同时做好了一切防窃听工作，甚至谈工作都以“去河边散步”为理由。最终，当巡视组结束巡视离开天津时，许多举报的问题已经被坐实，并成功做到了没有打草惊蛇。
2014年7月9日，中央巡视组向中共天津市委反馈巡视意见，坐在台下的武长顺以为这次巡视已经顺利过关。然而，7月19日，武长顺的女婿出境办事因触发边控被拘，他本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匆忙从饭局赶回家中，企图将相关资料全部销毁。
但犯罪证据已被握实的武长顺第二天便受到组织调查。2017年5月，武长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倒在“回马枪”下
在武长顺落马近两年后的2016年6月29日，时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早早便做好了等候巡视组到来的准备，对于巡视组的再次“杀回”，他还乐观地认为只是为自己摘掉“代理”头衔的一次常规检查，不曾想这次“回马枪”竟然彻底斩断了自己的仕途。
其实早在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在对武长顺等干部调查处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涉及黄兴国的一些线索，后来在“回头看”中又发现不少黄兴国和商人的权钱交易、纵容亲属利用自己职权谋利的问题线索，经调查都属实。
在《巡视利剑》节目中透露了黄兴国大量违纪违法的细节，其中他为了想早日卸掉“代理”二字的“无所不用其极”，也是一些官员为了升迁失去党性原则的真实写照。
2014年12月，黄兴国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从那时开始，何时去掉代理二字，就成了他最关心的事。为此，他将天津市政府的西门、北门封上了，因为有风水先生说门开多了会不聚气；天津迎宾馆门前的一块景观石也因太“尖”被他换掉了。
更讽刺的是，他将把自己包装成有来头人物的天津市河西区普通居民荆毅奉为“座上宾”，企图寻找捷径。值得一提的是，这名政治骗子与首次巡视时落马的天津市委原副市长杨栋梁也有往来。
“回头看”是十八届中央巡视的重大制度创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巡视“回头看”的设想。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巡视汇报时明确指出“巡视过的31个省区市，不是一巡视了就完事，要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让心存侥幸的感到震慑常在。”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对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决不能让他们觉得巡视是‘一阵风’”。
目前，巡视组已对北京、天津、安徽、辽宁等16个省区市杀过“回马枪”。
事实上，一些官员确实认为巡视风一过就“万事大吉”。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就是典型，自认拥有多重保险的他最后还是倒在了巡视组的“回马枪”之下。
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甘肃时，虞海燕是兰州市委书记，此前他曾经担任酒泉钢铁集团的一把手，巡视组接到了不少对他任职期间的问题举报。彼时的虞海燕高度紧张，晚上甚至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为了更“保险”，他选择拉拢腐蚀纪检干部。
其实早在2010年，虞海燕就想办法接触上了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的原副主任明玉清，为给经商的儿子在甘肃拉项目。2014年，中央开展巡视之后，明玉清不仅把中纪委的调查内容向虞海燕通风报信，甚至胆大妄为地帮助虞海燕抹平问题，将他的线索作了了结处理。
第一次巡视之后，认为巡视组不会再来了，虞海燕开始有恃无恐地继续违法违纪行为，包括违规选拔任用，搞党内团体，而这些都给巡视组带来了新的证据。
就在2016年11月巡视组“回头看”进驻甘肃的前一周，曾经帮助虞海燕抹平问题的明玉清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这令虞海燕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开始和与自己有利益往来的多名老板统一口径，甚至把用过的手机用醋浸泡后和一些名贵物品一起扔进黄河。但多年来的违法痕迹是无法销毁的，2017年1月11日，虞海燕因违法选拔、政商勾结等被组织审查。
家族腐败齐上阵
甘肃因这次“回头看”而落马的不只虞海燕。就在虞海燕落马6个月后，2017年7月11日，刚刚调至全国人大任职的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也被正式立案审查。
在中央巡视组接到的线索中，有很多是反映王三运及其亲属与在甘肃有投资项目的私营企业老板走得比较近的，比如，他的外甥就承揽了酒钢和兰州新区的一部分工程项目建设。
“我那两个外甥，对我们家的帮助都非常大，经常给我们出钱装修房子，还给我们在贵阳买房子。”就因为这样，王三运便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儿子和两个外甥在甘肃承揽工程以权谋私。
在中央巡视组对甘肃“回头看”时，王三运担心问题被发现，便让亲戚从贵州等地赶来，帮忙四处藏匿、转移财物。
涉及家族腐败的不仅王三运一人，同样倒在巡视组“回头看”之时的安徽省原副省长杨振超和陈树隆都是家族腐败齐上阵。
杨振超任职淮南市委书记期间，主持山南新区的开发工作，他授意内弟“招商引资”拉来企业开发房地产，然后利用职权为这些企业顺利获得土地、政策支持等事项提供帮助，这些企业给杨振超内弟大量干股作为回报，内弟则将部分获利“转交”杨振超。
多年在安徽国有金融证券企业担任一把手的陈树隆则通过股票证券市场牟利，他将贪腐的钱兑换成港币炒作港股，弟弟和侄女多年帮他担任操盘手，他自己藏身幕后指挥下单。
2015年10月落马、曾在石油系统工作多年的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同样将弟弟拉下了水。
面对镜头，苏树林不住地哽咽：“开始实际上是我自己给民企的老板办事，然后收他们的好处。到后来又到中石化工作了，官大了我就想自己再直接帮他们办，影响大，风险也大了。后来我就让我弟弟去帮民营企业办事，我给他站台，帮他打招呼，让他前面去跑，代我收受好处。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害了他。”
地方腐化严重
事实上，巡视不只是剑指个人贪腐，也不留情面地揭开了一些地方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的问题，可谓“点面全覆盖”。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的。
“我现在想想，不光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简直是拿我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镜头前已顶着满头白发的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不住地忏悔。
王珉曾经担任苏州市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这位大学教授出身的官员曾经做出了一些成绩，显示出自己的能力。但到辽宁工作后，他认为已经是最后一个岗位了，不想去得罪人，尽力维持一团和气。省委书记既然是这个态度，拉票贿选渐渐变得全无顾忌，送钱送物几乎都是半公开状态。
在王珉主政期间，辽宁省委换届、省人大常委会换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这三次选举中，连续出现违规提名、身份造假、拉票贿选。辽宁省委原常委苏宏章、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郑玉焯，都是通过拉票贿选当选；102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有45名拉票贿选，参加投票的616名省人大代表中有523人收受钱物，116人作为中间人转送钱物。
在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辽宁时，因没有直接证据指向王珉与选举乱象有关，巡视组最终要求辽宁省委对选举问题进行调查和整改。但王珉却自认为已然“过关”，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南充拉票贿选案都已被查处，中央不会再对辽宁较真了。
这一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要求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2016年中央巡视首次开展“回头看”，就把辽宁作为四个重点省份之一，王珉等一批涉案官员也因此落马。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巡视组令贪官闻风丧胆，在这背后其实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支持与监督。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12轮巡视共处理来信来访159万件次，与党员干部和群众谈话5.3万人次，发现各类突出问题8200余个，可以说，每名落马官员的背后都有民众监督、举报的功劳。
时任中央第五巡视组组长桑竹梅在节目中介绍，巡视组每进驻一地，首先和党员干部广泛谈话，同时接收大量群众来电来信来访，这些谈话和信访获取的信息会成为巡视组梳理研判的基础，帮助准确地锁定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巡视组的每一次“亮剑”也是在赢得群众的信任。时任中央第五巡视组正局级巡视专员任爱军还记得，查处武长顺是当时当地群众检验巡视组的一个“标准”，有群众在举报电话中直言“查不查武长顺就是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反腐败，也是对中央巡视组的一个检验”。
武长顺等一批官员的最终落马，彰显了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正是巡视组工作一直以来的真实写照。
4年多来的精心打磨、12轮的持续创新，巡视利剑既让巡视制度焕发了新的活力，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巡视组所到之处，有的群众凌晨3点出发，不辞辛苦赶往驻地；有的群众排队等候一夜，就为领到一张《来访登记表》，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巡视既是反腐斗争的有效手段，更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巡视制度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也意味着巡视制度同样将继续同行，正如《巡视利剑》第一集和第三集的名称一样，要让这把利剑“时刻高悬，震慑常在”。
文/赵晨熙
图/主图法治周末美编、部分网络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微信ID：fzzm01
微博：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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