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捐出８亿元：互联网技术为爱心“赋能”
互联网
导读
中国向来有乐善好施的传统，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这种善意的力量更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互联网巨头们累积的数以亿计的用户体量，可以让一个公益项目瞬时传播、并聚沙成塔；借助互联网平台，普通用户参与公益慈善不再遥不可及，只需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零门槛地参与公益，表达善意和社会责任感。
不过，一些诈捐等不良事件的出现，一度挫伤了公众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参与热情，但借助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政策的不断完善、互联网开放透明的技术特点，公众对慈善公益的信任正在被重塑和夯实。
互联网让不同群体参与到公益活动中，这些群体不仅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也因为资源的互补性，让公益生态逐步形成。
吴家兰未曾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与失踪11年的儿子庐腊权(现用名)重逢。
在安徽省公安厅一楼大厅，吴家兰激动得迈不出发抖的双腿，望着眼前这个比自己个头还高大的男孩，她哽咽着叫了一声“儿子”，也许是天生的血缘关联使然，庐腊权迎上前将吴家兰拥入怀中，两人抱头痛哭。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庐腊权于2006年1月31日在合肥市南七区的租住房附近失踪，当时吴家兰报了警，但苦于没有线索，寻子多日后，此事搁浅。直到今年7月20日，庐腊权在养父母一家的陪同下回合肥寻亲，事情才有了转机。
安徽警方通过采集庐腊权血样检测DNA，在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数据进行比对，找到一位比中率最高的男子，来自云南名叫王家金。不过，通过全国人口户籍信息检索发现，王家金已于2015年去世。几经周折，安徽打拐民警找到在深圳打工的王家金妻子吴家兰。待吴家兰的DNA采集回来，比对无误后，这个失散11年的男孩终于与生母团聚。
据了解，儿童在被拐、失踪的最初几小时，是查找和发现犯罪线索的黄金时期，而一旦超出这一时期，孩子往往会被犯罪分子快速转移，因此找寻成本会大幅增加。因条件限制，一些发生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拐卖、失踪案件形成积案。这些积案中的被拐、失踪儿童如何早日与家人团聚？
如今，在互联网企业技术手段的助力下，未来或许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吴家兰”与“庐腊权”，受益于科技寻亲的方式——9月5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与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共同开发的“团圆”系统(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宣布增加新功能：没有找到家人的孩子与父母，可以通过高德地图的精准定位功能，就近找到附近警方DNA免费采集点进行采血，及时将DNA信息录入库中，帮助失散家庭尽早实现团圆梦。
“技术让做公益变得简单”
一位资深打拐民警分析介绍，要解决打拐与寻亲困局，无论当事人还是与之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人，及时前往公安机关采集DNA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周俊山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公安部自2009年成立全国打拐DNA信息库以来，各地公安部门按照规定，免费为失踪孩子的家长以及疑似被拐卖的孩子采集血样，加入DNA信息库，该信息库的运行及效果得到了全社会的赞赏和肯定；但总体上看，DNA比中率不高，这缘于该DNA信息库宣传面覆盖不足，很多家长和孩子不知道采血政策；还有的家长和孩子，也不知道采集血样的地点，此次“团圆”系统新增的“滴血寻亲”功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据了解，阿里巴巴联合高德地图，在地图上标注出全国范围内3300多个可收集DNA的采血点，没有找到家人的孩子与父母，可在高德地图搜索“寻亲”，就近找到各地公安机关的DNA免费采集点进行采血，尽早和家人团聚。
阿里巴巴相关人士介绍，升级“团圆”系统、增加“滴血寻亲”功能，是为了帮助未及时采集血样录入DNA信息库的孩子和父母，能更快更高效地找到彼此。据了解，“团圆”系统于2016年上线。目前，滴滴出行、ofo等平台已完成与该平台的对接，警方每通过“团圆”上报一则儿童失踪信息，滴滴或ofo将通过弹窗方式提醒一定范围内的用户注意；如果用户有相关线索可提供，可按照信息页提示，直接拨打民警电话。
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9月1日，“团圆”系统共发布1918条寻人信息，帮助全国各地家长找回1847名儿童，找回率为96.30%。
互联网安全志愿者联盟盟主魏鸿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之前有很多寻亲网站，整合了明星大V、全国志愿者、爱心人士的捐款捐物等资源，但是找回孩子的比率并不高，多年来靠着志愿者的热情在“苦苦”坚持；而“‘团圆’系统的找回率如此高的核心原因，在于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全民打拐、人人参与”。
“我们发现，传统公益凝聚的是‘个体力量’，执行层面也是通过一个个志愿者来推进；而互联网公益整合了‘集体的力量’，通过技术手段把资源整合最大化，实现了公安机关打拐民警、互联网企业、热心人士等全民参与的梦想；互联网公益的核心目标，是用技术让做公益变得简单。”魏鸿说。
内外因素下互联网巨头发力公益
不只阿里巴巴，记者注意到，随着互联网企业自身体量的增加和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借力自身的技术手段，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例如，百度基金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发起及参与了多个扶贫公益项目，如“筑梦学院”“新长城助学”“五元新校舍”等；今年3月，百度与“宝贝回家”、重庆警方打拐办、深圳警方打拐办合作，将人工智能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寻找走失儿童中。
腾讯公益平台在2015年和2016年这两届“99公益日”中，分别筹得爱心善款1.28亿元与3.05亿元；通过指尖公益的力量，不少用户纷纷变身社交网络里的“平民英雄”，例如，微信用户打开了微信捐步界面，行走两万步就可以为偏远山区的基础建设捐赠两元钱。
魏鸿认为，这两年互联网公益的风生水起，与互联网技术发展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互联网企业文化有一定的关系，“爱心的释放，需要有爱的能力和爱的土壤，技术是爱的能力，企业文化是爱的土壤”。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巨头积极参与公益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动力。
钟宏武谈道，从外部看，企业参与公益事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大型企业参与公益的热情和力度越来越大；另外，国家、政府以及行业协会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和推动，慈善法的出台也对企业公益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得益于技术优势，互联网企业对有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效率会更高。
“从企业内部看，通过公益行为对外塑造良好企业形象和品牌，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另外，企业做公益还受到自身文化驱使，比如阿里巴巴从创立以来，员工公益团体活动开展非常广泛，这种来自公益文化的力量，让企业参与公益的主动性越来越强。”钟宏武说。
公益已步入３.０时代
业内人士指出，过去由机构和企业搭台、百姓旁观的公益，是1.0时代；百姓通过相关机构参与其中，称得上是2.0时代；如今通过互联网，由百姓来自主推动和发展公益的时代，应该称之为3.0时代。在当下，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表达善意和社会责任感，新的公益生态正在形成。
在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秘书处王宁看来，开放、透明、分享的互联网精神，让互联网公益独具特色，广泛性、互动性、高效率、生态化，都是互联网公益的亮点。
“从参与的角度看，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公众参与公益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渠道，让公益参与的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加广泛、灵活和多元化，以往慈善公益行为大多是捐款、捐物、志愿活动等，现在通过互联网，走路、支付都能转化为公益行为。”王宁谈道。
例如，用户每天低碳出行就可以做公益的“蚂蚁森林”。资料显示，“蚂蚁森林”是蚂蚁金服在2016年8月底推出的一个公益项目。从用户界面看，“蚂蚁森林”看上去有点像游戏：有目标(养成一棵虚拟的树)、有互动(相互浇水、采集能量)。但“蚂蚁森林”的内核不是为了让用户玩游戏，而是通过用户的部分减排行为换算成“能量值”，积累到一定数量后，蚂蚁金服会替用户在中国北方的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树，并且用户还能够通过遥感卫星、人工智能等技术看到这些树木的生长情况。
“此外，互联网不仅能让公益项目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接收到，也能让参与者迅速获得反馈，无论是筹款还是志愿者项目，互联网让公益的效率大大提升。”王宁指出，同时，互联网让公益行为变得更加透明和高效，不仅资金去向、个人公益行为都能在网上记录，网络捐赠让公益组织筹款也变得更加有效。
资料显示，借助于QQ、微信两大平台的社交链接力量，腾讯每年“99公益日”期间公众的捐款额都在不断突破新的纪录。数据显示，今年“99公益日”仅3天就有1268万人次参与，捐出8.299亿元善款，为6466个公益项目贡献出力量。
为了提升公益项目的透明度，腾讯公益于今年上半年推出“透明组件”（腾讯公益推出的“项目透明度”组件，基于该组件，公益机构可以向公众披露项目的募捐情况、善款使用进度、项目执行情况等内容），督促其对参与“99公益日”的项目进行披露。
有观点认为，互联网公益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互联网企业参与了公益，而是成千上万的人用它们做了公益，互联网不再只是公益慈善组织用来筹款或者传播的工具，而成为公益慈善事业不可缺少的生态条件，从而改变了公益慈善界以往的思维模式。
王宁也认为，互联网让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个人等越来越多的不同群体加入进来，这些群体不仅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其资源的互补性也让不同群体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了公益分工，公益生态化网络逐步形成。
文/罗聪冉
图/网络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微信ID：fzzm01
微博：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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