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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美国右翼推动的对华“新冷战”

陆岑 中美聚焦 202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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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陆岑

美国学界在大选年会撰文批评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以此影响大选后美国的政策走向。比如,现任国安顾问沙利文、副国务卿坎贝尔就曾在特朗普执政末期多次发文,点评共和党对华战略的得失。他们的很多对华政策建议都被拜登政府采纳和付诸实施。


4月10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无可取代的胜利——美国必须赢得、而非“管控”对华竞争》(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的文章。作者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和计划于4月17日辞去众议院联邦议会席位的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他们在文中批评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政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新冷战”的存在,并建议以美苏冷战期间里根政府的策略赢得这场“斗争”。


博明和加拉格尔是美国新一代极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联名发文也是为了引导下一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讨论。“在野”的前官员为了“标新立异”,提出的观点往往比较极端,与当前主流或未来大势相悖。比如,他们在文章中认为,美国不应该“管控”对华竞争。管控不是目标,而是方法,只会适得其反。“拜登执政团队管控对华竞争的政策存在风险:强调过程而非成果、以牺牲全球安全为代价寻求双边关系稳定、旨在合作的外交倡议只会带来自满情绪”。


上图:2017年,时任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博明陪同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下图:2023年2月,加拉格尔出席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题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


他们反对拜登政府派遣多位内阁成员访华的做法,认为和中国短期解冻无助于美国在同中国的长期竞争中获胜。他们甚至提到,美国要明确和中国竞争的“终极目标”,甚至为了实现目标,不惜让中美关系发生更大的摩擦。为了赢得“新冷战”或对华竞争,他们建议:重新武装美国军队,改革国防工业,构建新的军工生产能力;切断中国获得西方技术的途径,阻止中国将其经济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努力;招募“冷战斗士”,动员普通美国民众,让他们持有“冷战”意识,并且根据冷战框架来做日常决定,比如是否下载TikTok。


为了减少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他们还建议升级和盟友和贸易关系、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继续对涉及美国国安和经济竞争力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等。他们还建议美国将国防预算所占GDP比重由当前的3%提高到4%甚至5%,在未来5年每年额外支出200亿美元用于台海威慑,并将这笔钱放在专门设立的“威慑基金”(deterrence fund)中,由美国国防部监督,将资源分配给最符合台湾防务的项目,比如可以被用来“协防台湾”的无人机技术。这类极端建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右翼势力对中美关系的竞赢心态,值得中国警惕。


博明和加拉格尔都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都从事过军事情报工作。两人也是“战友”,在2007年1月至11月一同参与过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2010年左右,加拉格尔进入大学深造,后来进入国会担任参议院工作人员,直至2017年当选国会众议员。他主张从意识形态、科技和军事层面打压中国,包括推动针对TikTok的禁令。博明离开部队后创办过一家专门调查中国企业的商业调查公司,然后利用在伊拉克服役期间积累的人脉,加入特朗普政府国安会,主管亚洲事务,参与起草了特朗普政府的国安战略,推动了多项对华强硬政策,包括将美国对华贸易和国家安全捆绑、疫情期间建言特朗普对中国下达入境禁令。在博明看来,美国不是中美双边关系当中的“挑衅者”。


两人联署此文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替美国军工业游说。博明2021年从特朗普政府辞职后入职了“保卫民主基金会”(FDD)。该智库曾被指以虚假信息煽动战争、颠覆政权,也常年支持美国对台军售。加拉格尔本月辞去众议院议员职务后可能以“国防承包商”的身份加入服务于政府机构与金融机构的大数据分析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该公司是加拉格尔的“金主”,为美国政府提供反恐、网络安全和执法等任务,这几年也在扩大人工智能的业务,这也离不开加拉格尔在国会的支持。加拉格尔倡导限制中国国防技术发展,推动剥离TikTok也离不开该公司对国会的游说。


此类游说也符合美国对华博弈的战略与政策需求。沙利文和坎贝尔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也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主张调整对华政策,注重竞争与对抗。比如,2019年8月1日的两人的文章就主张不通过冷战改变中国,而是通过危机管控和美国的威慑实现两国“共存”,以对华竞争为条件,维护美国的利益。如今这些都是拜登对华战略的主要政策主张。在中东问题上也是如此。2020年5月22日,沙利文在《外交事务》发文,主张通过“积极外交”而非“军事硬实力”稳定中东局势,总体策略是“为紧张局势降温”,联合地区各方达成临时解决方案。从拜登政府应对新一轮巴以冲突和最近的“以伊冲突”就能看出,拜登的确注重积极的外交穿梭缓解紧张局势,并将直接军事介入当做不可跨越的政策红线。


相比较而言,博明和加拉格尔“建言”的冷战色彩更浓,只会增加中美更多摩擦。但他们升级对华竞争、并赢得这场竞争的主张和沙利文等民主党智囊立场一致。事实上,民主党政府当前的政策也体现“新冷战”色彩,所以不能完全将博明和加拉格尔的主张视为“过于极端而无法付诸实践”。随着两党大选之争的进一步升级,对华关系很有可能成为牺牲品。即便特朗普在今年大选中胜出,美国对华关系前路不但不会出现转圜,而且还有可能向另一条对抗的方向发展下去。


当然,中国也不必过于紧张。经过特朗普、拜登两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中国基本上摸清了美国的底牌,做好了同美国开展长期斗争的战略准备。而且,在中国看来,中美实力的转变和国际多极化的现实,两国根本不具备打“新冷战”的基础。只要中国不和美国打“新冷战”,就能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脱钩断链、搞小集团对抗反而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即便美国针对中国的技术打压不会停止,中国也会通过加大创新和科研,寻求自主化发展,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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