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丨刘光：战国魏国兵器材料中“涑县”地理考实

战国魏国兵器材料中“涑县”地理考实

刘光

南通大学文学院

摘要

战国时期魏国兵器材料中有两件铸地为“涑县”的戈。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材料，认为两戈铭中的“涑县”，与《左传》成公十三年“涑川”相关，即旧时所谓“涑水故城”。“涑水故城”盖即春秋时期的解梁城，其地望当在今永济市伍姓湖北的古城村遗址。涑县地理位置的考订，对认识战国时期魏国的政区地理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

涑县 涑川 二十七年涑县啬夫戈 涑水故城 古城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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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的魏国兵器有“涑县发弩戈”，近年来又公布了“二十七年涑县啬夫戈”。学者对后者的年代、形制已有比较好的研究，然关于“涑县”的地理位置，则付之阙如。笔者不揣谫陋，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国时期魏国“涑县”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订，以就教于方家。

一

战国时期魏国兵器材料中有两件铸地为涑县的戈兵，如下：

1、涑县发弩戈（《铭图》16967，）[1]，其铭文刻于戈内，作“涑县发弩戈，冶珍”。戈铭文中的“县”写作“”，由李家浩先生首先释出，并且指出“发弩”为官名。但其并未对此戈年代作出判定。笔者认为：此戈格式与阴晋左库戈（《铭图》16913）[2]、“合阳矛”（《铭图》17612）[3]相似，这种“物勒工名”的格式的兵器铸造时间应当不早于魏文侯晚期。[4]

2、二十七年涑县啬夫戈。其铭文刻于戈内，作“廿七年，涑县啬夫担，冶匀啬夫雩，冶□”。[5]

此戈最早由韩自强于2008年公布[6]。据韩先生介绍，此戈的基本情况为：“狭援内刃氏，通长21.2厘米，其中援长12.7厘米，援中脊背隆起，前端尖锐上翘；内长7.7厘米，宽3厘米，内上、下、末端有刃，一穿；栏宽0.8，长9.6厘米，三穿。胡长8.5厘米。”此外，韩先生还对戈的年代作出推断，他说：“此戈是战国晚期式样，战国晚期在位超过27年以上的魏王，只有安釐王，他在位33年，此戈的27年是前249年。”

吴良宝、苏辉[7]不同意“韩说”，其中吴先生从战国魏国疆域的变化及戈的形制进行判断，以戈铭中为“廿七年”，为魏惠王前元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8]

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的是：此戈形制特征为为阑侧有缺、三穿在加宽加厚的阑上、内三面开刃、后援与下援折角，与之类似的魏国兵器还有二十三年东阳戈[9]、二十七年泌阳戈（《铭图》17097）、三十三年郑戈（《铭图续》1227）[10]，几件兵器都制于魏惠王前元后期。因此，此戈中的“廿七年”定为魏惠王前元二十七年（前343年）是正确的。

二

关于上述戈铭中的“涑县”的地理位置，李家浩较早指出“当是涑水边上的一个县，因涑水而得名。”[11]这一观点得到了吴良宝、苏辉的认可。吴良宝指出：“涑县位于今山西西南部的涑水河流域则是没有疑问的。”[12]苏辉也指出：“从涑水流域的城邑分布看，都是三晋之中魏国的属地，在惠王迁大梁之前属于安邑周边的腹心所在涑县也在其中。”[13]同时，两位先生又指出“具体地望暂不可考。”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此处“涑县”与《左传》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中的“伐我涑川”之“涑川”相关，涑川的地理位置在今永济市北的伍姓湖附近，旧时有所谓的“涑水故城”。试论述如下：

（一）“涑川”地理位置考辨

关于“涑川”的具体位置，存在两说：一说在今永济东北二十六里；另一说在今夏县西北四十里。如《太平寰宇记》卷六河南道“夏县”条下云：

涑川在县北四十里。从闻喜县界接河中猗氏县。东北有青原，南距安邑，沃野弥望一百余里。《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伐我涑川’”。[14]

涑水故城，在县东北二十六里。《左传》曰：“晋侯使吕相绝秦曰：‘伐我涑川’”[15]

笔者认为，“涑川”当以“永济”说为确，证据有二：

其一，从春秋秦晋交兵的地理来看，基本都集中在黄河以西，秦国虽偶有侵至河东，亦不至于深入晋国腹地（今夏县北距离晋都绛极近）。清代学者顾栋高曾对春秋时期秦晋交兵的地理有过论述，他说：

其后（笔者注：指僖公三十三年崤之战后）迭相攻击历三四世，终不能越大河以东一步。成十一年，秦、晋为成，秦史颗盟晋于河东，晋郤犨盟秦于河西，截然两界，如天堑之不可越。[22]

顾说大致不误[23]，由此“涑川”之不在今夏县明矣。

其二，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记载来看，亦可证明涑川在今永济。成公十三年《传》记载：

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24]

（二）“涑水故城”沿革蠡测

《寰宇记》将“涑水故城”位置定在河东县（即汉蒲坂县[25]）东北二十六里，其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嘉庆《大清一统志》俱同其说。北宋之河东县、清代之蒲州（永济）俱在今永济市蒲州镇东。而以“东北二十六里”度之，其地应当在今永济市北之伍姓湖北。

《水经注·涑水》云：

涑水又西南迳张阳城东。[26]

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

另外关于解梁故城的具体位置，光绪《解州志》卷十一曾考证云：

解县故城在今临晋县西南三十五里五姓湖北，其迹至今犹存。考后魏分南北解，南解虞乡，北解临晋，临晋即桑泉，皆非今治，然则故城当在临、虞间也。[30]

《旧志》云：在县西南三十五里五姓湖北，迹至今犹存。按：西南三十里今名南古城村有土址，分九门，周二千四百步，高二丈许，城上有水井一眼，深丈许，人多奇之。[31]

通过步测可知土城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1200米。城西北角连续曲折两次，向内凹入，西南角也内向有一个折曲。南墙由于已在台地的边缘，所以已全部坍塌了……残存的土墙还剩有很高一段，约有五、六米上下。[32]

此外，从古城村遗址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伍姓湖北，涑水流域的平川上，是一个理想的城邑选址的场所[34]，再结合城址的年代来看，其很有可能就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解梁城，三家分晋后属魏，魏国将此处改为“涑县”（盖因其在涑水沿岸）。汉时称为“东张”，其后至隋唐时期几次更名，之后可能逐渐被废弃，所以到了北宋时期，此处被当时的人称为“涑水故城”。

若上述推断不误，则戈铭中的“涑县”就是春秋时期的解梁城，也就是北宋时的涑水故城，即今永济市伍姓湖北开张镇古城村遗址。

三

如前所述，“涑县戈的年代为魏惠王前元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而此时，秦国虽对魏国发动攻势，然未染指魏河东地区。《秦本纪》记载秦惠文君八年（即梁惠王后元五年，前330年）：

魏纳河西之地。[35]

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36]

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37]

此外，从涑县戈的铭文格式来看，亦可间接论证涑县之位置。此戈铭文作：“廿七年，涑县啬夫担，冶匀啬夫，冶。”其主造者，不称“工师”，而称“冶匀啬夫”，皆与他处不同。就目前来看，还有《珍秦斋》收藏之“廿一年安邑司寇戈”与此相同，其铭文作：“廿一年，安邑司寇，冶匀啬夫䖒，冶幸”。苏辉先生因此推断说：“安邑、涑都在魏河东之地，主造者不称工师而叫作冶匀啬夫，可见是这一地区的特色。”[39]我们认为这样的推断大致是不错的，从魏国兵器材料来看，此种格式铭文应当是魏国在河东地区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产物。由此也可侧面证明，我们将魏国涑县定在今永济市伍姓湖北的古城村遗址是合理的。

若上述推断不误，则战国时期魏国在今永济市境内设置两县：即今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之“蒲反县”及今永济市伍姓湖北之“涑县”。至于魏国何时丧失“涑县”，就现有材料来看，当如吴良宝先生所说，在魏昭王六年（公元前290年），《魏世家》记载：“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魏国完全丧失河东，涑县应当也在此时落入秦国。

涑县地理位置的考订，可补充战国时期魏国所设之县，也对我们认识这一时期魏国乃至战国的政区地理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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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吴振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铭图》”

[2] 阴晋戈铸造年代下限当为魏惠王后元三年（前332）。

[3]合阳位于河西，据《秦本纪》秦惠文君八年“魏纳河西地”，其铸造下限当为魏惠王后元五年（前330）。

[4]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42页。

[5]释文从吴良宝先生的意见，参看：吴良宝、张丽娜：《战国中期魏国兵器断代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78页。

[6]韩自强：《过眼云烟——记新见五件晋系铭文兵器》，收入中国文字研究会、吉林大学古文字室编：《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3-327页。下引“韩说”皆出此文，不再注出。

[7]苏辉先生指出：此戈穿在加厚的阑上，阑下部有齿突，与魏惠成王廿七年泌阳戈、秦惠文王四年相邦樛游戈近似，从器形看还是定在惠王前元为妥。参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8] 转引自张建宇：《三晋纪年兵器整理与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8年，第54-55页。

[9]李龙俊、秦让平：《安徽六安出土“廿三年东阳戈”》，《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

[10]吴振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铭图续》”

[11]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收入李家浩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12] 转引自张建宇：《三晋纪年兵器整理与相关问题研究》，第54页。

[13] 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第101-102页。

[14]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5页。

[15]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第955页。

[16]《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蒲州”条下云：《左传》成十三年曰：“晋侯使吕相绝秦曰：‘伐我涑川’”见：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91页。

[17]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贾贵荣、宋志英辑《春秋战国史文献研究丛刊》（第三册）影印清康熙间钱塘高氏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23-224页。

[18]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贾贵荣、宋志英辑《春秋战国史文献研究丛刊》（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97页。

[19] 《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四十，“涑水城，在永济县东。”见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58页。

[20]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43页。

[21] 参见陈桥驿编著：《〈水经注〉地名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页。该书分类分卷进行地名汇编，在卷四《河水注》列“涑川”，而于卷六《涑水注》则不列，证明编者持“永济”说。

[22]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39-2040页。

[23] 顾说秦未越河东一步，不准确。文公七年“令狐之战”，文公十二年“秦取羁马”皆越过河东。但是秦国并未在河东立足。

[24]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43-944页。

[25]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第953页。其文作“河东县，即汉蒲坂县地。”

[26]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页。

[27]《汉书·曹参传》“（曹参）以假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孙遬东张，大破之。”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016页。

[28]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汾水涑水流域诸篇）》，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18页。

[29]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85页。

[30]马丕瑶、魏象乾编纂：光绪《解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五十六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523页。

[31]俞家骧主修，赵意空纂修：民国《临晋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五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552页。

[32]（日）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著，孙安邦等译：《山西古迹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六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3页。古城村遗址的年代，见该文后所附《运城盆地遗址登记表》（续表一）

[34] 武亨伟论述涑水流域早期城市的地理分布时说：“涑水河流域平川面积约占流域总面积的一半左右，其余为石山、土石山及黄土丘陵地区，因此早期城市亦多分布于河谷山川地带。”见武亨伟：《汾涑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第112页。

[35]《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60页。

[36] 《史记》，第260页。

[37] 《史记》，第2234页。

[38] 李家浩先生指出：“魏国在涑水边上的“涑县”和“左邑”两地分别设“发弩”官，无疑是为了加强对秦国的军事防御。”见：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收入李家浩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24页。

[39] 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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