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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开始，中国语言学始终在继承中国传统和全盘西化两种思潮的论辩中抉择着发展的道路。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带给中国语言学研究新的因素，也造成汉语研究完全“形式化”和“抽象化”的弊病。强调工具性，忽略人文性和过度量化的问题也相继产生。回眸语言学在当代的发展，审视今天语言学研究的现状，我们仍然面临道路的抉择。在汉语事实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自己的母语；站在母语的立场上学习西方先进又适合汉语的方法，警惕盲目的全盘西化；努力汲取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走自主创新之路，应当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坦途。

关键词

语言文字学；中国传统，人文性

中国语言文字学面临的抉择

文/王宁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1906年6月，章太炎先生出狱后到日本，在东京成立国学讲习所，9月开讲，演讲的第一个题目是《论语言文字之学》[1]，在这篇讲演稿中，章太炎一开始就说：“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此皆当以音为主，而训诂属焉，其于字形，略不一道，合此三者，乃成语言文字之学。”太炎将包含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小学”，改造成“语言文字之学”，一方面将字本位的“小学”，改造为语言文字并重的“语言文字学”，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三个代表作的写作意图，进行了阐释，他说：“余以寡昧，属兹丧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2]以语言的寻根，来达到民族自信的目的，是他开拓出三个代表作的主要目的。重视历史，重视传统的延续，是被压迫民族保护自己文化必须也只能遵循的道路。文化的多样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这并不违背国际化的原则。这也就是一些民主革命的中坚人物以为默契的思想。

但是，贫弱中国自强的意愿，处在列强包围的环境下举步维艰，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矛盾激烈发生，两种思潮也就绝然对立起来。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3]一文中提出，对西方新文明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抗拒，一种是全盘接受，一种是选择性接受。他表示，没有人主张抗拒，他自己后悔曾主张过选择性接受，因而，对西方新文明要采取“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对吴稚晖的观点，表示赞同。什么是吴稚晖的观点呢？他最典型的说法是：中国的道德“都是低级和粗浅的”，而欧洲人的道德和生活方式“都超越其他种族之上”，“总体是高超的”。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之争，在知识界有过几个回合。如今我们来客观地看待这段与中国道路相关的思想论辩历史，可以择取其中或多或少的合理部分。而现今中国已经初步摆脱贫弱，讨论问题的背景早已经转换。只是，在对这一问题论辩的回眸中，我们看到的是，建设自信文化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道路，正是在这两种思潮的论辩中不断抉择。

19-20世纪之交，晚清洋务运动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输入以语言输入为前奏。各类双语词典和专科双语词典不断涌入，在反封建的同时，汉字几乎成为“打倒”的对象，文言文被当做封建的代称失去普及的意义。欧化句子和“洋泾浜”言语日趋流行，母语的安全其实已经发生了问题。西方语法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进入中国的，《马氏文通》标志着中国语言学突破几千年的“小学”，产生了新的因素。

汉语的研究受西方语言学观念与方法的影响至深。举例来说：结构语言学教给我们最有用的是共时语言的描写，这里面凝聚着几个观念：共时与历时，语言系统，描写。音系和音位的概念也是西方教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立足自己的语言和历史来吸收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对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会是有利的。

但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除了语法，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内容已经从教育领域撤除，其中的一部分又在受着批判，更离开了普及领域。而那些对西方形态语言和拼音文字适合的观念和方法，一旦到了中国语言学的顶层，有两个不言而喻的思想被无形中凝固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个是“形式化”，另一个是“抽象”。语言的内容也就是意义被语言学忽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想要找回来，也是在句法结构的框架下研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学门类。这让我们以史为鉴，清楚的看到，用西方的语言学思想来统帅汉语的局势，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形成，习惯成自然，现在我们不自觉地还在接受着。

20世纪初，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几千年帝制推而不倒，不断复辟；与此同时，封建思想的暗流仍在涌动，作为精神层面的“国故”主流派，虽然旨在提醒维护民族独立的重要性，但在形式上与旧思想的界限难以划清，现代化的意识尚未明确树立，坚持以文言来传播思想的执念更影响了他的发展，因此在语言学上，未能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但是，他们发展文化和语言学的思想，或许会值得我们警醒。

太炎最著名的论断是：“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4]另一位代表人物黄节把“国粹”定义为“国家特别之精神”，他说：“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国之粹，非国粹也。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觕，有肚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弊，为人类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天演家之择种留良，国粹保存之义也。”[5]

所以，“国故”并非主张一切都以中国为好，也不是西方先进的文化都不可学习，在他们的理念里，浸透着继承与借鉴都要以己为中心、求先进、图发展的强国愿望。他们思想的核心是：要看到自己母语的特性，自己历史传统的独特性；不可放弃自己的优秀文化而盲目崇尚西方、全盘西化。失去自我的语言研究，必会削弱母语，背离语言和历史不能取自域外的至理。

如果从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看，中国近代语言学史，应当给章太炎将旧“小学”转变为“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重要的地位，以之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起点。这并不是说，“小学”是不要改造的；但这个起点会把我们引导到遵循汉语的特点来研究语言，让语言学对中国文化的普及、基础教育的进步、全民素养的提高、中国信息的传播起到应有的作用。

半个世纪以后，中国语言学崇尚西方、轻视传统的不良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20世纪初产生的问题不但没有被纠正，反而顺势之下， 有所加重。表现之一就是语言学的人文性受到更大的冲击。

50年代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有不少观点对中国语言学有绝对的影响，其中有一部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盲目学习、未加识断，使其中片面的地方也被吸收。例如，语言三要素被界定为物质外壳的语音、构成材料的词汇、结构句子的语法，仍然没有提到语言的内容——语义。“语言是工具”的思想否定了“文以载道”的合理性，仅仅把语言看成“器”，看做一种符号，一种形式。

信息时代到来后，汉字进入了计算机，中文可以进行信息处理了，资源库、语料库、数据库产生，作为符号的汉语和汉字的数理特性，也就更为彰显。受到泛科技思潮的影响，语言文字研究更多采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数据”成为一种科学的标记，很多研究不懂得以定量求定性方法的应用，采用绝对定量的做法，把作为人文符号的语言文字变成数理符号，抹杀了其中的民族特点，忽略了其中的文化因素，消减了语义的经验性，结论又怎么能够符合语言事实？

近年来，评估制度中反映出的崇洋媚外，对语言学的西化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能取之域外”的汉语语言研究的优劣要国外说了算，一个中国语言学学者的成就要看国外学者的评价甚至亲疏态度来衡量。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学者不出国甚至硬性地不能评高级职称。制度的制定者甚至忘记一个早已普及的文化定律，“对于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我们的语言学国际化，应当是创造自己民族语言的精品来与海外对话，是以自主创新的成就获得话语权，不是每天想着用汉语的事实来证明西方的论断都是正确可用的——当然，有一部分是可用的，我们自然应当吸收。评估制度引发的功利追求，功利追求形成的时潮，时潮带来的盲目性，使我们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公然被歧视、被摒弃，受着颇有力度的冲击。而其中一个十分显着的问题，就是冲击语言的人文性。

语言文字既是符号，研究它外在的形式和结构，当然没有错；语言文字符号既有系统，当然会有一部分数理的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量化，这也是一种进步；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确实是人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一点也不贬低它。但是，语言首先是人说的话，不是只有形式，形式是内容决定的。语言文字的确是符号，但这种符号不是纯数理符号，而是人文符号。语义是语言的内容，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不是语言。意义不是纯粹客观理性的，是包含经验的，意义关系呈不等距的网络状，不能抽象为完全等距的数理符号。汉语恰恰是重意义而意义又隐形、内化的，如果我们把意义全部抽象掉，让其中的经验流失，置隐于底层的内化意义于不顾，语言文字研究会丢掉多少信息？还能真正描写出它的真相来吗？

汉语当然不是没有句子结构，但是韵律常常对结构形成“挟持”状态。启功先生有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他说韵律是汉语的血小板，没有它，不成为正常的血液。韵律像陷阱，想躲它，一不小心就掉进去。单句里不能说的，对句里都能说，散文里不能说的，韵文里到处有。没有形式的意合法，不具标记的内在范畴，形成一种“文气”，充满了特例，汉语语感不强的外国人甚至早就远离了传统的中国人都难以体会，完全形式化的归纳挂一漏万，四处不适应，到处是特例。语言文字都是负载文化的，如果我们连文化都抽象掉，把人文性抛弃，它还能是真正的汉语汉字吗？语言文字抽象到只剩了形式，最后完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它丢掉的信息恐怕会是最本质的东西，得到的结论还能不能还原为人说的话？研究一个事物，最后验证时已经不再是这个事物，还谈什么科学性？

失掉了语言文字学的人文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是年青一代语言学的人才，越来越失去了真正汉语的语感。胸中的经史、诗书渐渐缺乏。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好文章，都变成了一句一句的例子，甚至句子也拆成一个一个的词来研究。自古以来的“道”与“器”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的前辈语言学家具有的文气、文采很难找到了，几代老一辈学者对汉语汉字醇厚的感觉也越来越少了。语言文字学变得干涩无趣，在普及层面、在教育领域，很少被阅读者喜爱。

经、史必须“小学”来解读、阐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和文学作了上百年的伙伴，但文学无法运用语言学的成果，反而因为语言学固化了一些形式，容易使文章僵化，很少被文学关注，更不要说吸取。中国自西周开始，语言文字就与教育相生。“礼、乐、射、御、书、数”——“书”是识字，当然属于语文；“数”的教科书《九章算术》一直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同科，是用语文的方式编写的；“礼乐”要训练，但观念、规范写在经书上，也要阅读文本，理解文意，其实也是基于高级语文。射箭和驾车虽属于武科；但是，“射御”在“礼乐”的覆盖下，首先是要阅读和理解文本的。所以，一切教育均以语文为基础。

但是现在的语言学研究对语文教育的切入度少得可怜。语法要分专家语法和教学语法，似乎专家语法就应该不能在教学里用。词汇、语义在语文课里应当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的研究也不能介入。说到汉字，小学一至三年级，应当以识字为主，带动阅读；三年级以后以阅读、写作为主，增强识字。中国传统教育识字的经验最丰富，“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是，汉字的字理至今不能系统进入小学识字教学，不能通过字理关联语义。中国几千年的语言文字都不仅仅是语言形式，而是带着思想、载负情感、富有文化、凝聚美感的话语和篇章。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需要引导学生积累，积累的不只是几条形式化的规律，更多的是具体环境中的言语经验和优质的母语语感。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插不上手，与语言文字学人文性的失落应当是有关系的。

把人文性排斥在语言学之外的一些观念，已经越来越显性化了，这样做，我们将越来越远离语言的艺术，更会越来越失去对语言教育的话语权。问题不止这一个方面，这只不过是最关键的问题。

事实说明，20世纪初期语言学在当时环境下产生的问题，今天并没有解决，我们面临的抉择，仍然是是否要正确对待自己的优秀传统，是否要自信、自觉地立足自己的母语的抉择。

处理好中与西、今与古的关系，做到语言学的自主创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将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文章来自《励耘语言学刊》2017年第1辑）

注释

[1] 这篇演讲稿经过润色后，发表在《国粹学报》12-13期上（1907年1月4日和1907年2月2日），章念驰编《章太炎演讲集》收入此篇讲演稿，写明时间1906年9月，是实际演讲的时间。章念驰编：《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页。

[2]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说》，杭州：浙江图书馆，1919年。

[3]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胡适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基督教年鉴》1929年，此文系根据张景明译文。本文题目也有翻译成《中国今日之文化冲突》者。

[4]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制言》半月刊，1936年，第25期。

[5]黄节（1873-1935），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别署晦翁、佩文、黄史氏、蒹葭楼主等。引文出自《国粹保存主义》，发表在《政艺通报》光绪28年（1902）12月30日第22期。

作者简介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学术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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