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35：第十一章 东坡·雪堂
第十一章 东坡·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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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四月末，苏轼的家眷在苏辙的护送下到达黄州。这么一大家子人，已经不可能寄居在定惠院中。这时候鄂州知州是朱寿昌，就是那个三十年万里寻母的大孝子，经他找黄州知州通融，一家人迁居江边的临皋亭。这本是一处官驿，地方不大，条件也简陋，知州给予照顾，让他们有一个临时居所，苏轼已经相当感激了。
房子问题得以缓解，新的困扰又来了，那就是钱。北宋官员薪俸优厚，官员的俸禄实行职事分开，相当于有职务（级别）工资，也有岗位工资，同时还有茶汤钱、公用钱、差旅费，发禄米、发盐发茶、发薪炭，五花八门。
作为带罪之身，苏轼这时候有没有俸禄，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他自己的说法有矛盾，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比如他刚到黄州时写的一首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1]。
只惭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2]。
——初到黄州
[1] 五六句，苏轼的官衔是监校水部员外郎，所以说“逐客员外置”；唐代诗人张籍亦为水部郎，所以说“诗人例作水槽郎”。
[2] 压酒滤槽的布袋。
苏轼的黄州团练副使之上，还有一个头衔：检校水部员外郎，这相当于他的职务或者说级别。当时对这个级别的官员，多发给实物代替现钱，所以最后说“我对国家已经没什么贡献，却还要浪费官家的压酒囊”。这说明他是有俸禄的。
但他在给秦观的信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廪入既绝，这里又说没了俸禄。综合两种说法，朝廷保留了他的基本职务工资，停了岗位工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论吧。
需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生活水准。苏轼说痛自节俭，他的办法是，每日花销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早起用叉子挑起一串，便把叉子藏起来，如果当天用不完，则专用竹筒存起来，用以招待宾客。这是他从杭州那个穷秀才贾收那里学来的。
每天花销一百五十钱，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大概测算一下。北宋元丰三年东京地区的大米是七十钱一斗，宋代的一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六公斤，就是说苏轼一家每天的花销相当于十三公斤大米。以如今北京的零售米价每公斤六元计算，苏轼全家一天用度七十八元，每月不到两千四百元。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消费能力，以苏家人口来看，在今天属于贫困无疑。大概二十年后，米芾花费十五万钱购得王羲之《破羌帖》，这笔钱可以让当年的苏轼全家用三年多。米芾只是个小官，从中可以看出，由官员跌入庶民行列，是多么大的反差。
苏轼这样算下来，手中的积蓄大概可以支撑一年有余。换作旁人，会被这样的日子愁死，苏轼却说，到时候“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人们不会喜欢苏轼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天性中的本真、他心灵中的愉悦，才是大家急切盼望的。当他竹杖芒鞋，身披蓑衣，往来于浩淼的烟波之上，这才是人们心中的苏轼形象；而他穿着朝服，手执笏板，毕恭毕敬，侍讲经筵，总让人感觉是另外一个人，与苏轼无关。现在吃住暂时无忧，没有牵挂，迫不及待地想跟人分享他的心得。
他在给好友范子丰的信中说：
“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眉州与黄州，共饮一江水，何必要回老家去呢。江山风月，谁是主人，是皇帝吗？也是也不是。皇帝躲进深宫，连宫门都不出，何曾见过他的大好河山？实在憋得受不了了，就劳民伤财，让各地运来奇花异木、嶙峋美石，什么太湖石慈溪石灵璧石，精心雕琢，百般拼凑，搞成一处处人造景观，而那些天成佳境，反倒无缘得见。
山川之秀、花木之美，是属于那些处闲居、得闲暇、有闲情的“闲人”的。因这些事无关吃喝，故常被人以为无用，可见人之五官，待遇的确不同。其实在有用的事情之外，人总要做些“无用”的事，在忙碌之余，品茶、赏月、看花、听雨，即所谓领略自然之天籁，庶几关乎一颗怜悯之心的养成。
苏轼得意洋洋地说，子丰先生新修葺的小花园，能与我身边的大江相比吗？我不如你的地方，无非是我穷的叮当响，不用交税不用交免役钱罢了！
理所当然的，他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农民。苏轼如果不当农民，今天的读者都不会答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给小儿折腰，用自己不合作的态度，给人间的熙熙攘攘无尽的嘲讽；苏轼说“城东不斗少年鸡”，自然得拿出行动来。人从土地中来，那山那水，那人那狗，总是会出现在读书人的梦中，让他们吟成诗篇，品味其中的闲适与宁静。可谢灵运、王维、常建、韦应物等人，这些人都是有钱的大户，哪一垄地是他们自己种的？所以说士大夫说躬耕陇亩，并不是谦称自己没文化，反倒是自抬身价，以示自己清风明月，淡泊名利。
苏轼却不同，他是要亲自种地的，他要在躬耕中养活家人，也要在躬耕中寻找田园的审美趣味。从嘉佑六年就跟随自己的马梦得，到郡里帮着张罗，州守徐君猷将黄州门外十亩废旧营地批给了苏轼。白居易贬忠州刺史时，也曾在州城东门外垦荒种植，还吟有《东坡种花》：“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可见诗人若是没种过地，那诗也不会有乡土气息，苏轼遂自号“东坡居士”。
现在我们可以叫他苏东坡了。从元丰四年（1081）年二月开始，东坡买牛买农具，率领全家老幼晨起夕归，开垦荒地。这处废旧营地遍布荆棘瓦砾，当年又久旱不雨，让全家人吃尽了苦头。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
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东坡八首之一
闲情偶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心灵的奢华。黄州东门外这个缓坡，不是酒足饭饱之后徜徉其中的杭州美景，不是大观园中刻意营造的稻香村，也不是雇人耕种坐等收税的庄园，而是苏东坡一家生活之所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哪有闲情逸致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真正的躬耕之余，所有人想的都只能是——收成。
东坡位于黄州城东一里之外，苏轼每日往返，日炙风吹，脸晒的黝黑。土地多时荒秽不种，倒是有很好的肥力，犁起来的泥土泛着光泽。他兴冲冲地蹲在高处，找几个朋友参谋，一起盘算稼穑农桑。他打算在低处种水稻，东面边界种上枣树和栗子，老乡王文甫答应给他一些桑树苗，桑树一定要栽的；竹子是他的最爱，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呀，可是一想到竹子的根系在地下四处流窜，东家种竹西家遭殃，还得琢磨琢磨。有了田，自然要盖房，得把房址的方位圈出来。孩子兴冲冲地跑过来，说发现了一处暗井，顺流循之，原来水源在远处山岭上的一处幽泉，再远处是一个占地十亩的大水塘，一路逶迤，涓滴汇聚。这还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呢！
天有些旱，幽泉逐渐干涸了，就这时候，下雨了。雨有一犁深，正是清明时节，这个时候种稻，真是老天爷眷顾。稻子从地下钻出来，如针尖一般纤细，农夫叫它稻针。细雨如牛毛，蜘蛛丝一般轻柔地飘落，在近处看不见，远处那稻田却弥漫得朦朦胧胧的。初夏以后分秧，长势越发喜人，出息得一片葱翠，像绿茸茸的毯子一样，一块一块在冈峦上延伸开去。夏天的夜晚，月亮撒在稻田里，叶子上坠着圆润的露珠；到了秋天，稻杆顽强地挺直脊背，奈何还是要低下头来，田间蚱蜢纷飞，这样的野趣，有几人体验过？从前吃的都是官仓中的陈粮，肯定没有我的稻子香哦。
然而这些都是他的想象。把荒地拾掇妥当以后，已经来不及种稻子了，只能种一季麦子。种子落地一个月，田野里已经满眼都是郁郁葱葱了。邻家的农夫跑过来说，麦苗太密集了，株距不够，得把牛羊放出去践踏，这样产量才能上去。东坡听从了农夫的指点，果然获得了大丰收。
这一年苏家收获了二十石大麦。正好这时候稻米吃完了，便将大麦舂以为饭。米粒粗粝，难以下咽，嚼起来吱吱有声，小孩子说就像嚼虱子。于是用米汤泡一下，感觉好多了，苏轼笑称有“有西北村落气味”。后来东坡又和家人不断调剂，将红小豆和大麦掺和在一起煮食，别具风味。夫人王闰之说：“这种新式做法，叫二红饭”。
东坡乐颠颠地把这件事记载下来，篇名就叫《二红饭》，只有短短一百多字，却是妙趣横生。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你心灵的映射，它像一面镜子，你对它笑，或是对它哭，它都会给你相同的反馈。苏东坡总是能从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中，去发现别人忽视的生活乐趣，去捕捉一切美好的光影，从而把坎坷磨难消弭在旷达辽远的心境之中。
苏轼书杜甫《堂成》。
杜甫诗为建草堂的心情
苏轼录此诗，
显然与自己的雪堂建成有关
地种上了，东坡开始盖房子。就在他这十亩自留地的东侧，起居室三间，这里地势较高，下视冈垅高下，一览无余。房前建一茅亭曰“居士亭”，以为纳凉品茶之处。喜欢炫耀的苏东坡在亭子下方建了一个五间的厅堂，知州徐君猷出了不少力，左邻右舍的朋友们帮了不少忙，终于在元丰五年二月竣工。房子竣工时，正值大雪纷飞，东坡遂名之为“雪堂”。他自题“东坡雪堂”四字榜书，悬于门楣。室内除一床一几，再无别物。作为文人画的标志性人物，自然不劳别人动手，他在四壁皆绘飞雪，不留任何缝隙，起居偃仰，环顾睥睨，皆是飞雪，仿佛置身天地之间，没有任何拘碍。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雪堂下将泉水引出，在堂前流过，溪流上横一小桥。堂东手植柳树，旁边就是孩子们发现的暗井，现在已经疏浚，成为家人取水之处，泉寒冻齿。缓坡下有桃花茶树橘树，有菜畦，有枣树桑树栗树，陶渊明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远远望去，十足士大夫向往的田园景象了。
他已经将东坡比作陶渊明的斜川：
梦中了了醉中醒，
只渊明，是前生。
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
昨夜东坡春雨足，
乌鹊喜，报新睛。
雪堂西畔暗泉鸣。
北山倾，小溪横。
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
都是斜川当日境，
吾老矣，寄余龄。
——江城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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