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千里快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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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到达金陵，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早早骑着毛驴出来，在渡口迎候。东坡船到，也是早早立于船头，躬身施礼：“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说：“礼岂为我辈设哉？”

这一问一答，隐藏的信息太多，感触太深，实在是太真实、太有情节、太符合二人此时的身份了。

苏轼这时候是贬官身份，当然不愿意着官服；而王安石此时已经退隐赋闲，但他的爵位俸禄均在，苏轼身着老百姓衣服拜见，显得并不恭敬。

而王安石的回答不但巧妙，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了。

在古代中国，“礼”，远远超过礼仪、礼貌、礼节的范畴，而是进入了哲学、政治领域，甚至具有宗教属性。当刻意夸大人的社会属性，对人的行为作出刻薄、繁琐的规范，这个社会必然会等级森严，必然会生产僵尸人甚至伪君子。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终日穿着丧服，不许宴饮，不许娱乐，如有出格，轻的被人耻笑，重的就是大逆不道；皇帝死了更是天大的事，谁要是敢动黄陵一抔土，那就是谋反之罪。《国语》记载，楚国的国君屈到喜欢吃菱角，临死前嘱咐家人说，祭祀我的时候，一定要用菱角。等到祭祀时，家奴摆上菱角，儿子屈建却要求拿掉。他说，按规定，祭国君要用牛，祭大夫用羊，祭士用小猪和狗，祭普通人用烤鱼，不能因为老爸自己的嗜好而违反国家的法典。于是便不用菱角。想想这国君也够可怜的，临死前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礼教无孔不入，可笑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汉代田登当太守，不许老百姓说灯，点灯只能叫放火。元宵节官府出告示：放火三日。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北宋名臣文彦博，本来姓敬，祖上为了避后晋石敬塘之讳，改姓文，后晋灭亡以后，又改回来姓敬；到了宋代，赵匡胤的爷爷叫赵敬，于是又一次姓文。

不要说古代，就是今天，礼教的影子仍然在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行为。2010年，周洋获得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十六岁的小孩，向电视镜头说，我得到这块金牌，能让我爸妈过的好点。有人竟然据此说周洋不懂事，这种时候应该说感谢国家，怎么能只顾着自己的小家呢？这些人忘了，周洋的父母是卖冰棍供养孩子的！四年后周洋再次夺冠，这次把国家、单位、领导、教练全加上了，自己爹妈降到第五位。

两天前的奥运会，傅园慧带着独特的表情说，我竟然游得这么快？没有奖牌的想法了，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很满意啦！按照一些木头桩子的看法，你应该说不满意，还得争取冠军啊，怎么能如此不求上进呢？幸亏，公众看出了她的可爱，纷纷给她点赞，使她没有变成第二个周洋。周洋也好，傅园慧也好，她们不需要像外交官一样，刻板地背诵那些标准辞令；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动，这才是让我们最为感动的啊！

王安石说，礼岂为我辈设哉，是在告诉苏轼，他们俩都已经从官员回归了普通人的身份。官场一定要讲尊卑、讲上下、讲先后，否则朝堂上就乱套了。但是官场的风气不能全都带入民间。同学们毕业后多年再聚，如果是官大的、发财的端居上座高谈阔论，布衣的、没钱的蹭于下座陪着笑脸，这样的聚会就成了少数人的炫耀大会，不会再有第二次。假如一切随意，或者是按年龄、按宿舍床位、甚至男女搭配列位次，那么庶几还能找到当年的同窗之谊、那个青涩的年代。遗憾的是，变味的同学聚会，导致友谊的小船一翻再翻，早就是如今这个浮躁年代、百变人生的缩影了。

值得欣慰的是，他们都是文学大家，官场上的那点小小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他们的诗文却会辉映千古。

北山输绿涨横陂，

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

——王安石《北山》

王安石的诗作让苏东坡非常崇敬，他的和诗写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苏东坡并不是客套，以他的年纪，尊称王安石为师，并不过分。两人一同游览金陵形胜，吟诗作赋。48岁的苏东坡褪尽铅华，尽显本色，让64岁的王安石喃喃自语：“不知再过几百年，世间方有如此人物！”有时候老迈的王安石无法同去，就让人及时传抄苏轼的诗作，先睹为快。他读到苏轼“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之句，击节赞叹：“老夫平生诗作，无此二句！”

尽管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朝政问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

一次，苏轼说：“我有话要对您说。”

王安石以为苏轼会提起两人从前的纠葛，表情很不安。

苏轼说：“某所言天下事也。”

王安石说：“姑言之。”

苏轼说：“汉唐亡于战事与大狱，我朝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但是现在却在西北用兵不断，在东南盐法峻急，数度兴起大狱。你为何不阻止？“

王安石说：“两种事是由吕惠卿发动，我现在一个退休之人，哪来的权力干涉？”

苏轼反驳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不过是常情，不过皇上待你的是非常之礼，你也应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啊。”

王安石厉声说：“我跟你说——”

转念间欲言又止，嘱咐道：“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咱们的话，不要对别人说。

王安石接着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焉。人非如此不可。”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焉，这话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之人，就算因此而得到天下，这种事也不能作。王安石说这样的人才算可取。

苏轼说：“可是现在的人为了一官半职的升迁，即便是杀人也在所不惜！”

王安石笑而不语。

无法证实两人的对话是历史真实。但是他们的话却提前印证了此后的政局走向——如果不是有祖宗家法，北宋后期的历史，一定是一次次的人头落地。实际情况是此后的若干年，士大夫们除了没有品尝到砍头的滋味，其他种种人生悲局，几乎都感受到了。

两年后，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去世。对他主持的熙丰变法，千年以来争论不休，但对他的政治品行，却没有什么分歧——他是个君子，当年的不同政见，也是君子之争。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也卧病在床，他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朝廷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皇帝拟了一道敕书：“瑰伟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北宋中后期，是英杰辈出的年代，这使北宋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但是国家的政治生活，却在一群风光霁月的君子手中，变得很不正常，这才是值得后世的君子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