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霖：关于《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
今读周钧韬先生在《金学界》上发的《<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考辨》一文，谈及他在《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考定《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是在万历二十三年，而我当时对他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见1989年出版的《金瓶梅考论》），认为“以往的结论（即万历二十四年）不能推翻”。如今周先生似乎是要“答辩”，但又说“重新刊布此文”。我粗略地对照了一下，题目是相同的，文章的前后增加了一些内容，在个别的地方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而其核心部分似乎没有大变。我觉得，我们所用的材料几乎是相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袁中郎与陶石蒉的有关诗文：陶石蒉来吴两次，其游洞庭山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正如周先生说的：“这个问题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还是讨论清楚为好。”但苦于我现在也无暇去找新的材料，就将旧文重发一次，以供周先生与同好讨论。
1985年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代表合影
《锦帆集·董思白》一信的全文如下：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一本作“独恨不见李伯时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目前，国内外《金瓶梅》研究者和袁中郎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
其理由正如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说的：“这年陶望龄（石篑）曾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苏州，与袁中郎游谈多日。此事，陶望龄在所写的《游洞庭山记》的序文中，记有年月，是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可以对证上袁氏的这封信。”
关于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的序文，是这样写的：
岁乙未，予再以告归，道金阊。友人袁中郎为吴令。饮中，语及后会，时方食桔，曰：予俟此熟当来游洞庭。明年夏秋中，中郎书再至，申前约，而小园中橙桔亦渐黄绿矣。遂以九月之望发山阴，弟君奭、侄尔质、曹生伯通、武林僧真鉴皆从。丁巳抵苏，上开元寺，中郎方卧疾新愈，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绝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游……，甲子取径……，乙丑游……，丙寅东北风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雾……，明日登……，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
万历本
袁、陶这两则记载本来是清楚的，合拍的，可是钧韬同志认为“魏子云先生没看清楚陶石篑所记的这次访游，与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说的游谈，完全是两码事。”怎么会是两码事呢？钧韬同志说：
从陶氏《游洞庭山记》可知，陶与袁会见有两次（当时袁中郎任吴县县令），一次是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秋，袁中郎到任的那一年，陶氏路经吴县，他们是否一起游了洞庭,陶氏没有说。另一次是万历二十四年丙申九月，陶氏明说，中郎方卧疾新愈，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壬戌日起游洞庭。西山达七天之久，未及中郎一词，可见中郎并没有陪陶氏同游。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中郎致董思白书言明，他和陶氏谈了五天后同游洞庭。而从陶氏《记》中看出，他们只谈了三日，以后中郎并没有陪他们同游洞庭。从这个矛盾中，笔者依稀想见，中郎致董书中提到，与陶氏同游洞庭，是万历二十三年秋的事；而陶氏《记》所记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事，这一次中郎没有陪同。笔者查检了袁氏的诗文，证明这个推测是有根据的。
这里，钧韬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两个“矛盾“：
一、中郎“言明”“和陶氏”“同游洞庭”，而陶氏却说“中郎并没有陪他们同游洞庭”；
二、中郎“言明”“和陶氏谈了五天”，而陶氏则说“只谈了三日”。
从而他认为陶望龄两次来吴两次都游了洞庭：
一次是万历二十三年秋，中郎与陶氏同游，中郎《董思白》所述的一次；
另一次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中郎没有陪同前往，即石篑《游洞庭山记》所述的一次。
这样，两文所述的游洞庭“完全是两码事”，袁中郎《董思白》所述的乃在万历二十三年，因此“《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深秋季节”。
周钧韬 著
其实，细察袁氏《董思白》与陶氏《游洞庭山记》两文并不存在着上述矛盾。
钧韬同志之所以认为有矛盾，完全是由于“没有看清楚”这两则文字所造成的：
一、袁中郎的《董思白》根本没有说过与陶石篑“同游”洞庭。
此函开头以“石篑”为主语，一直贯到“无所不谈”句，并未夹带中郎。
中郎此时害病在家，先听陶来吴“剧谭五日”，陶等游竟后又来“无所不谈”，袁乃“病魔为之少却”。
此与袁中郎同时所作《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一诗所述“先为五日辞”、“归来为我言”完全相合，与陶石篑《游洞庭山记》没说中郎陪他们同游也相合。
二、陶氏《游洞庭山记》与袁氏《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中的“三日”，乃虚指多日，这在古汉语中是常见的。
袁诗中“元旨穷三日”一句若写成“穷五日”，与紧接着的“五日辞”一句显然重复不雅。
而陶氏《游洞庭山记》一文更清楚地表明此“三日”实际上是“五日”。请看陶氏说：
“丁巳抵苏，上开元寺，中郎方卧疾新愈，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
从“丁巳”到“壬戌”几天呢？中间隔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四日，加起来不是正五天吗？因此，陶氏所说“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实际上是谈了“五日”，与袁氏说“剧谭五日”，并不矛盾，完全一致。
黄 霖 编
三、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只说明他游过一次洞庭。
乙未岁（万历二十三年）食桔时节，他与中郎相约明年再会日期时说：“予俟此熟当来游洞庭”。“当来”而非“再来”，语意甚明此年未尝游洞庭。
再查及有关陶石篑的记载如《列朝诗集小传》等，均说他“一登洞庭”，未有两游洞庭之说。
四、袁中郎《西洞庭》一文也未说与石篑同游。此文乃万历二十四年追忆两年来宦民之游的一组游记文章中的一篇。
若中郎与石篑同游，一般会在文中点明，如《上方》篇云：“乙未秋杪曾与小修、江进之登峰看月”，《阴澄湖》篇云：“丙申六月，与顾靖甫放舟湖心”等。
而《西洞庭》明说：“余居山凡两日”，不及他人。至于文中所述“陶周望（石篑）曰‘余登包山’四句，乃为中郎行文时的引用文字，当为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郎据陶石篑‘游竟复返衙斋’无所不谈”和出示《游洞庭山记》后所得。
《西洞庭》小修编校本在这段文字下还有“因出所著行记以示”云云一段文字，就确切地证明了这点。
因此，袁中郎的《西洞庭》一文，根本不能证明袁、陶两人于万历二十三年有“一起同游过洞庭”的事情。
黄 霖 著
五、袁中郎《董思白》所云“病魔为之少却”，“伏枕略观”，陶石篑《游洞庭山记》云：“中郎方卧疾新愈”，“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均说明中郎此时正在害病。
熟悉中郎的人都知道，他于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骤得疟病，十月初稍有好转，不久即旧病复发，病势连绵，达五阅月。
而万历二十三年夏秋间，中郎身体尚健，故这两篇作品当均作于万历二十四年而非二十三年。
总之，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宦吴期间，陶石篑尽管来过两次，但陶游洞庭只是万历二十四年一次，即袁中郎《董思白》与陶石篑《游洞庭山记》共同所述的一次，而根本不存在袁、陶两人于万历二十三年同游洞庭的事情。
因此，袁中郎在《董思白》中透露《金瓶梅》传世抄本的第一个信息，还是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而不是在万历二十三年深秋。
本文作者 黄 霖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