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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偶像,已退出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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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偶像,已退出群聊

作者 · 张九七

本文经「投稿指南」授权转载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作家:在中学语文课本的备注栏若隐若现,又常常在其他名人口中听到他的轶事,很多重磅电影的开场名单则会把他写上某某指导、编剧一栏。但在互联网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鲜少露面。你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他的名字——阿城。陈丹青称他是“作家中的作家”,“天下第一聊天高手”,“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莫言认为阿城身上有“隐士风度”,称他是“一身道骨仙风,微微透出几分妖气”的市井仙人,更是将他奉为“巨大的偶像”。阅书无数的梁文道说,“阿城有一种把什么都变成故事的魔力。”骂遍贵圈的王朔一向对华语作家嗤之以鼻,唯独对阿城佩服有加,他说——我认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他还说:“若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至于阿城本人,则对一切赞誉和名利看得非常轻。上世纪80年代,阿城神之一手写出《棋王》,震惊文坛,却又在创作上升期选择远赴美国,封笔做起了零时工。相比上述这些文坛主流,游离之外的阿城更像是一个早已退群的“业余玩票”。急流勇退,身后全是他的传说。

从北京出发

1949年解放前夕,阿城出生于北京。

父亲姓钟,家族原籍在重庆江津,后随军迁入北平。据钟父讲,“阿城”有跟随解放军进北京城之意,遂叫此名。

然而,名字虽好,但好运并未眷顾阿城一家。

4岁时,幼年阿城染上了肺结核,差点从死神手中折戟;好不容易恢复了健康,开始上学,却又赶上了反右倾运动。
上世纪50年代中国
8岁时,父亲在单位被打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场打扫厕所。

因为家庭原因,阿城不仅在校园里被同学欺负、排挤,还经常被老师刁难和嘲弄。这让原本开朗自信的他逐渐变得沉默少言。

上中学时,经常有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学校会挑派学生到长安大街捧花欢迎,但每次都没有阿城的名字。

有一次,阿城专门跑去问老师,“为什么不念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呀?” 老师冷冷地笑着说:
“念到的同学,是有尊严的,你们没有资格。”
这给阿城的自尊心以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世界是有圈层的,而自己并不在这个圈子里面。

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少年时代活得“没有尊严”。这段特殊经历,也养成了阿城日后边缘化、习惯旁观“不入流”的性格。
阿城父亲下放前是电影工作者,母亲是文工团演员,后来又进了北影厂工作。可以说,阿城出生在标准的文艺之家。
阿城父母
阿城家里藏书颇丰,除了电影,钟父还喜欢收藏画册、邮票,这些给阿城苦闷的童年带来了许多乐趣。
虽然囿于诸多原因,阿城自始至终未上过大学,接受专业文学训练,但其本人的文学和美术启蒙可能比同时代的作家都要早得多。
十一二岁的时候,阿城就已经遍览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一众名家的小说。
中学时代,阿城沉浸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克特、老舍的文字世界中,对《世说新语》《聊斋》《搜神记》《茶馆》等“闲书”如数家珍。

学校后墙巷子里有几家书摊,店主每逢一、三、五号出摊。阿城每每省下餐钱跑来这里租书,一坐就是一整天,常常忘记了吃饭甚至上课。为此阿城还挨了母亲和老师不少打。
阿城(中)与父母和兄弟姐妹
但好景不长。不久书店就关门了,书摊主人很快消失在校园后墙的街巷中。

在时代的洪流中,阿城也是一粒尘埃。

知青10年
高中毕业后,大学已经无望,阿城被迫开启了他为期10年的知青生涯。

1968年,他被下放到山西农村插队。两年后,为到内蒙古写生画画,阿城转到了内蒙插队,但那边的人“对他并不欢迎”。

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去了更远的云南落户,最终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青年阿城(右)与友人
云南山高路远,农场体力劳动繁多,这让身体单薄的阿城很快吃不消倒下了。于是他又被安排到子弟小学教书,直至返城。
几年后,阿城逐渐适应当地生活,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关注着这里的吃喝拉撒与市井八卦,完全摆脱了当初下乡时的书生气质。
多民族杂居的云南乡村,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原始自然社会。俗,但是自然淳朴,一切以人的生存为准绳,文学和艺术反而成了累赘和无关紧要的事情。
即便后来阿城回到北京,再工作,再写书,再经营生活,依然还带着从云南民间染来的一身“俗气”。

关注温饱,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关注琐碎日常中那些有趣的部分。这些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
青年阿城(中)与知青朋友
在云南的10年,阿城逐渐练成了“聊天”的绝活儿。

白天,他在农场学校给学生讲课;晚上回到宿舍,就着一盏煤油灯和一杆烟枪,给其他知青说书讲故事。
《聊斋》《三国》《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一溜儿名著,阿城倒背如流。
他讲话有声有色,众人听得入神,往往到后半夜灯灭了都不愿离开。

在这期间,阿城在云南结识了后来的书画大师范曾,两人因缘聚会,一有空就扎堆讨论古代文学、绘画和书法,逐渐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范曾在京城圈子里混出了名声,举荐阿城到《世界图书》做了总编。

除了阿城,同时期在云南“流放”的还有一人——王小波。
20年后,他以云南时期的知青生活为蓝本,创作出被无数年轻人捧为“圣经”的《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彼时的两人并没有交集。事实上,无论是创作还是以文成名,王小波都要比阿城来得更晚一些。

在内蒙、云南这10年的插队经历,为作家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对阿城之后的文学创作不可谓不大。
阿城
经过一番波折之后,阿城于1979年回到了北京。

回京之后,阿城没有马上投入到创作的洪流中,他关注的依然是生存问题。

父亲钟惦棐还未平反,没有单位,熟人少,阿城没有任何能够走动的关系。
为了谋生,他做过许多杂活儿和临时工种。

闲暇时间,就回家陪伴父母妻儿,与父亲畅谈古今历史,消解苦闷。从文学到哲学,从儒家到禅宗,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二人无所不谈。
在家里的这段时间,阿城还协助钟父撰写了《电影美学》,将他的文章整理成《陆沉集》《世纪回声》,了却了父亲老年最后的心愿。
几年之后,父亲就走了。

《棋王》出世
1985年前后,阿城发布了震动文坛的“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掀起“寻根文学”热潮。
在代表作《棋王》中,阿城阐述了自己生活哲学:

“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
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阿城《棋王》
《棋王》讲述了文革时期棋呆子王一生“以一敌九”的传奇故事。

经过一番激烈厮杀,王一生战胜了前面八位高手,最后一位老人希望对方能够给个面子,双方“和棋”,最后王一生无奈同意了。

《棋王》的厉害之处在于,除了故事本身新奇,作家还有意从物质(吃)和精神(下棋 )两个方面,来探讨人在艰苦环境下的生存状况。
阿城用老练、古朴的笔法,赋予了“棋王”这个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性格表征。
一个人下棋可以到了茶饭不思、走火入魔的地步,将兴趣融入自己的生命和日常里,这本身就是一件难得和了不起的事情。
而象棋是中国传统“国粹”之一,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意义。
在极端环境下,它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对精神领地的捍卫和文化意识的坚守。所以后来的评论家将阿城定义为“文化寻根派”,也无可厚非。
《棋王》之后,阿城又以知青生活为背景,陆续写就《树王》《孩子王》。后来出版社习惯将“三王”连同其他短篇合订出版,所以又称“棋王”三部曲。

“三王”系列,让阿城的名字正式走入千家万户,也奠定了他在华语文学圈不可替代的地位。
阿城
王朔在看完阿城的小说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认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
港媒称他是“华语文学圈最被低估的作家”,“作家中的作家”。而上一个受此褒扬的还是作家们的偶像博尔赫斯。
一向挑剔的陈丹青对阿城也不吝赞词,称阿城是“天下第一聊天高手”,“话里都是宝藏”,当时陈丹青一回国就去找阿城聊天。
比阿城小几岁的贾平凹写文章说,“他的才华、学养、智慧是那样杰出,一直让我敬佩,在我们这个年代,难得有像他这样的人,难得有他这样的书。”
“才华”是说他作品不凡;“学养”是说他地理人文无所不通,有文人骨气;“智慧”是说他急流勇退,不贪慕名利。

虽然作品火了,阿城本人却一直深居简出,大隐于市,很少接待来访。
阿城
阿城名声大噪之际,莫言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看完《棋王》后,莫言对阿城崇拜至极,用他原话说就是:
“阿城在我年轻时候是个巨大的偶像,《棋王》把我彻底征服了。”
在莫言想象中,阿城应该是个“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提着一柄麈尾”的仙人形象,“一身的仙风道骨,微微透出几分妖气”。
但这个幻想很快就被打破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莫言通过朋友介绍,终于有机会去拜访阿城。
走进阿城在雍和宫后面大杂院里的家,眼前一幕让莫言看呆:
房子“破烂不堪”,屋里“杂乱无章”,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阿城咂着嘴吃烟,给众人说故事。

莫言很失望,回去的路上对朋友说:
“知道的说他是个作家,不知道的说他是个什么也成。”

“活着比写文章重要”
写完“三王”和《遍地风流》,阿城就动身到美国去了,一待就是多年。

在棋王大火之后,阿城却选择急流勇退,离开京城,这让当时的同行们和媒体十分不解。
后来,当记者问及这段经历,阿城直言了当地说:“那边比北京好活”。

安身立命,阿城最看重的是安身。好活,活好,其次才是成事。
阿城
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商业热潮迎面而来,文学的余温逐渐散去,作家如同被抛弃的“网红”一般,迅速退出了舞台中央。
市场的变化来得太快,除了少数畅销书作家能够稳定收入来源之外,大部分靠写字为生的人并不能借此谋生。

据阿城自己的说法,他在农村待了10多年,回到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出书了,依然没有任何单位“收养”,单靠“棋王”的发行量,其实养活不了自己。

“在这里谋生,你必须有关系,这是最大的问题。”

90年代初,阿城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发现“那边不需要认识人,只需要做工,就能很好地生活”。简单收拾后,阿城就带着家人去了美国。

在最初几年里,他做的都是一些体力活儿,给有钱人家刷墙、遛狗,做木匠活。有媒体传言说,他还曾在迈克尔杰克逊家里刷过墙。
阿城在美国
阿城非常会“玩”儿,当时汽车价格昂贵,阿城就用旧零件组装了一辆汽车,自己设计涂装,非常摩登。
他还会画画,精彩制作各种美术样品卖给美国人,从中赚了不少钱。

对于这段往事,阿城非常淡然。白天劳动,晚上思考,周末写点儿东西,没有被出版商催着写出畅销书的压力,还可以“让脑子歇一歇”,挺好。

自在清净,随遇而安,对名利看得开。似乎贯穿了阿城性格的始终。

阿城对物质看得很淡,他对自己的业余生活看得很重。

平时除了接待朋友,他还像手艺人一样学做各种东西。木工,织布,摄影,篆刻,画画,无一样不精。

他偶尔也研究一下青铜纹理、民俗文化、希腊神话、大麻和烟草,海顿与艾略特。他认为,吃饭和喝酒聊天,是人生两大快事。

阿城
陆游曾对孩子说:汝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句话用在阿城这里,也十分合适。

作为作家之间公认的通才,阿城的“功夫”几乎都使在了生活里。写作倒更像是茶余饭后的调味。

懂生活,“游于艺”,远离中心。往往这样的方式才能写出“通透”“有味”的文章。
王朔的一句话总结得非常精辟:“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更重视。”
无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受人欢迎还是被人遗忘,阿城身上始终保持着从容、淡定的气质。

对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如同余华所说,对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最有分量的词语。

阿城也不例外。
“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碰到合适的时机能铅印出来,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踏实、本分的唯物主义世俗观,构成了阿城生活哲学的底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在一部访谈纪录片里,查海英曾问及阿城出国后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在国内别人都知道你,但到了外面(美国)没有人认识你,甚至现在年轻人也很少听说过你,你怎么看呢?”
阿城
阿城的回答非常爽快:
“我非常享受,一点儿不觉得遗憾,因为常识还在,经验还在。很多人对名利、得失看得太重了,活得很累,我到了美国才知道没人理是正常的,边缘是正常的啊。这对写作的人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在人人都能出名“5分钟”的时代,习惯边缘,没人理,每个人都是他自我生活的中心。在阿城这里是一个极重要的常识。

在“money is almighty”的当下,说现代人“不焦虑”无疑是天方夜谭。但“焦虑”这个词,好像从来就不存在阿城的字典里。

可能是童年和知青时代的遭遇,可能也是比同龄人年长的缘故。阿城对世俗生活一向看得很淡。
阿城
无数次的绝境,让他经常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他才认为“不会有比这更坏的生活了”。

人似秋鸿来有信,去如春梦了无痕。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得即高歌失即休”,要随遇而安,享受过程。

“人生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商业竞争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妨有胆量闲一闲。”

谈到过去和将来,阿城表现得十分从容和超脱,眼睛炯炯有神,像从上个世纪走出来的侠客。
鲜少人知的是,阿城还有另一重身份——编剧。

尤其是当他封笔之后,几乎包揽了半个华语电影圈的电影顾问。

身为编剧,阿城的当红之作,当属由姜文主演的《芙蓉镇》了。

《芙蓉镇》于1987年上映,也是阿城第二次以编剧身份“操刀”的影视作品。导演谢晋请了因扮演慈禧一角走红的电影女星刘晓庆作为女主,姜文扮演男主。
《芙蓉镇》海报
这部片子当年异常火爆,获得了华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故事奖双料大奖,不仅打响了阿城的名号,也让刚刚从校园毕业的姜文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青年演员。
不过,等阿城改编自己的作品上映,则要等到90年代之后了。
1991年《棋王》由徐克操刀,梁家辉主演,上映后在台湾地区广受好评,成功入围了1992年香港电影节。
1993年,阿城担任了《画皮之阴阳法王》的编剧,2002年又改编了费穆执导的同名剧情电影《小城之春》,几年后又为围棋大师“昭和棋圣”吴清源撰写了传记电影剧本。
2015年,时隔十年之久的阿城再度与导演侯孝贤合作,担任《刺客聂隐娘》的编剧,并拿下了当年金马奖。

除了这些,阿城还担任过《孔子》《海上花》《卧虎藏龙》等多部经典影片的艺术顾问。
阿城
但一切已是过往云烟。阿城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的价值观:
“我过日子的方式是过程型态而不是目的型态──目的型态常常会造成所谓的「死不瞑目」。
他觉得那样的人活得太累,不值得。

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追求和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生活观。

经历过了,看得多了,很多事情就能看得很开。
他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现在天下大乱了,我就回去种地去,我又不是不会。

阿城的文字,无论小说还是随笔,都让人感觉像走进一座安静古朴的小城,里面的人进进出出,热闹、世俗且惬意。
而作者本人则像一位得道高人站在城外的山顶,看山下的人熙来攘往,从一座围城走向另一座围城。
阿城
浪滔滔,人渺渺,江湖依旧是那个江湖。

余华、莫言、贾平凹这些人都老了,年过七旬的阿城依然还是那杆烟枪,硬挺挺杵着。闲时就从山上下来,喝茶,聊天,听戏,在街头巷尾体会人间烟火。

时代谢幕,当年的王一生早已不复存在,作家再一次回到了舞台的边缘。用莫言的话说:

阿城这个人,越来越像一个道长了。



在很多人的眼中,阿城是个“文艺复兴人”。他能画画、拍照、写小说、编剧本,还会烹调、打一整套的结婚家具。2003年,台湾方面介绍阿城时说:“与其说阿城是一个小说家、文体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坐拥俗世却清明谦冲的智人。”

 

阿城的生活就像他的文字,鲜活、通透。与“无用之艺”为伴,去摸索情致,用“匠人之心”生活,去点亮炉火,这样澄明的心境,诸君亦可得之啊!

 

难怪谁也不服的王朔能服阿城,他说:“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这个人,我是极其仰慕,若是下令,全国每个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他讲常识,句句都是断根儿的道理。”

 

桀骜不驯的罗永浩也对阿城的作品推崇备至:“我们时代最好的中文作家,强烈推荐。如果阿城的作品真的不能征服现在的年轻人,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读书了。”


阿城的作品,写世俗,却能透入人的骨髓,真的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写得明明白白,不拽文,不造作,让人一看就感觉“是这么回事”,细想又能咂摸出更多的味道。


正如窦文涛所说:“从古到今,我相信真正像钻石一样的东西,永远在极少数人中传承。阿城的作品特别耐琢磨,言有尽而意无穷,喜欢锤炼文字的人,从里面可以得到文字,喜欢得到一些思想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与众不同的思想和认识,甚至是喜欢听书的人,你可以听到故事。”梁文道也感叹:你听过阿城讲故事吗?没听过?哎呀,那可是终身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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