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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文老师：

我今年暑假实习的指导老师是一位刑辩律师。他这个人心直口快，办案时为了当事人利益会和警察、检察官据理力争，也经常会参与一些敏感案件的声援，很多时候我都替他捏一把汗，但我内心对他还是非常尊重的。不过他有一个观点我却不太同意，他说学者和律师，只要不敢和公权力对抗的，都是奴才和骗子。法律人就应该对权力永不妥协，抗争到底。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法律人。我总觉得他太偏激了，但是又说服不了他。  

 ——温军

温军同学：

你好。这个话题，前段时间有过一次激烈的讨论。

著名学者徐贲教授发表《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一文，他认为，为不义而发声是知识分子的义务，而非权利。

因为，按照康德的理论，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义务，另一种则是不完全义务。所谓完全义务，指的是如果一件事大家都去做，就会在实行过程中引发冲突，因此不做这样的事就是人的完全义务。比如，如果允许偷盗或者杀人，则会天下大乱，所以，不偷盗，不杀人，就成了人的完全义务。

而如果一个人不强迫别人也这么做，但却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也这么做，比如，虽然别人不帮助人，但他却在帮助人。虽然别人明哲保身，但他却挺身而出。那他所尽的，就是不完全义务。

一般人选择明哲保身可能是他的权利。但对知识分子，这却是他的不完全义务。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

熊培云说：“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你不说话，我强迫你说话。这是典型的罗伯斯庇尔逻辑。”

他们争论的话题，用范玮琪的一首歌来形容，就是“可不可以不勇敢？”

回首过往，年轻气盛的我，手持正义的标尺和语言的利剑，一路斩杀，举凡不公不义，无德无良之司法乱象，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那时的我，和你说的他一样，把批评他人的懦弱当作自己的勇敢，现在我才体会到，那其实不是正义感，那是强迫症。

我们多年以来希望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其实就是要谨防用自己的道德实践，去作为他人的道德标准。

我当然敬佩你师父这样的律师，但如果有机会见到他，我想和他说——很多时候，是性情，而非良知，决定了一个人面对社会的态度。

在真实的历史中，法国作家左拉也曾坚决拒绝为德雷福斯发声，而风靡一时的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的韩国第九位总统卢武铉，早年在走上人权律师道路之前，也曾一心经营个人事业，而从不认为那个不义的世界和自己有关。

但，后来深刻影响他们人生道路的，是一个个震撼良知的精神事件。所以，愤怒和不愤怒，也许只是人生的两个阶段。

在我看来，呐喊肯定是因为勇敢，但是沉默却未必仅仅因为胆怯。我渴望成为钢锯岭上的道斯，但也不希望自己内心失衡，去指责没有走上战场的芸芸众生。 

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

理解并允许别人不勇敢，也许才是我们追求的自由的真谛。理解这句话，比读无数遍《论自由》更为重要。

2017/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