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双重悲悼

木心 木心的塔中之塔 2021-09-29


“我爱的物、事、人,是不太提的。我爱音乐,不太听的。我爱某人,不太去看他的。现实生活中遇到他,我一定远远避开他。这是我的乖僻,是为了更近人情”。

----木心


1990年林风眠去世前,报上有不少关于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创作的报道,木心看了说:“林风眠40年代的一批风景画静物画很好,非常安静醇厚,‘文革’初怕批斗,都毁了,后想重复那些,已不可能。我要写林风眠,但要等他死后发表,不然他读了会受不了的。”林风眠死后,木心的《双重悲悼》发表,其文对这位昔日的老师,他的艺术与人生的双重命运的因果交织,他的才华、抱负、失落和迷惑的叙述与批判,情深义重,分析锐利,走笔剀切,令人感叹。

----曹立伟

 

木心说过“林风眠先生曾经是, 我们的‘象征性’的灵魂人物。”


本文起先收录于1999年台湾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同情中断录》,此书共收录木心十篇散文,皆为悼文。后又收录于2012年台湾 INK印刻出版公司出版的《温莎墓园日记》。




23岁时的林风眠(中),与好友林文铮(右)、李金发(左)德国柏林游学。



艺术家的一生,各有其创作的黄金期,或在青年,或在中年,或在老年,三者相对而论,黄金期在晏晚的艺术家,往往臻于大成境界——英锐早殁者属于才子型,彗星昙花,一时光艳,当然很可爱,毕竟可怜可惜。


壮盛有为者属于健将型,功力修养就深厚得多,作品的质和量,得以像模像样占一席地,所亏欠的,在于登封而未能造极。


大师型的艺术家,其创作历程辄长达半个世纪,一程又一程地蜕化风格,终于担当了人性中的最大的可能,圆融通彻,光风霁月,含笑而逝。 


所谓“灵感之作”,其宿命是:不可再得。重复一种方法,画一个题材,它的进向必然是:生——熟——烂,故画家的智能,就在于熟到饱和点时,毅然停止,“成了”,然后另觅十架,尼采对艺术家的祝福是:死亡——复活——死亡——复活……永生,那艺术家所上的十架不是七个,而是七十七个七个。


颇多艺术家都在这个神圣的残酷的临界度上不肯或不知凝敛,顺自己的水推自己的舟,卒致覆舟。如果迁借释家的心理分析来关照上述的现象,也许应该归于:贪、惰,然则对于原本清廉勤劳的艺术家,那就更令人怅惘困惑,不知从何诠疏——个人的悲剧归罪于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亦确凿有着个人自身的悲剧。 


中国大陆1949后文艺思潮一片红,而淡红、正红、深红还多着层次,对于有名望地位的老画家,虽然处于改造思绪之前列,毕竟又是拉拢团结的对象,不画工农兵而画点花卉山水可算是网开一面,只是花卉务必欣欣向荣,山水之间红旗拖拉机是少不了的。


这时,在杭州艺专的展览厅中,可以看到林风眠先生的《紫藤》、《绣球花》,混杂在张革命之牙舞斗争之爪的大量木刻油画中,显得一派静气,楚楚动人。当然,我是另有感喟的:“林先生在,绘画在。” 


  当时国画家,以“人民喜闻乐见”、“国际友人欣赏”、“继承民族传统”等名义,暂时还有立足之地,而所谓“洋画家”,即是早年游学欧美,受西方近代英雄的画家,就一概划为“资产阶级反动腐化没落的思想意识的传播者”,明里是给予相应的地位和工资,暗中是歧视、监督,叫做“内部控制使用”——当我蹀躞在艺专的展览厅内,站在林先生的画前,像站在窗前,清洁的空气施施然透进来,窗外是世界,是欧罗巴,是法国、自由的人的天地……


那年代,西方的画集还未遭查抄没收,但已经都藏起来,要看也是偷偷地独览,一切闷在心里,知道这世界范畴的绘画、艺术、文化,依然无恙,而一天天变得远之又远了。


作个比喻: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画家们的作品,只能在印刷物上接受迷糊的感应,像馒头食品,牌子,内涵都是极好,而我渴望得到的却是新鲜果蔬,林风眠先生的画,就在这样的性质上,曾经恩惠过我。


一个艺术家,与历史上的艺术家的情谊是单向的,艺术在,人已不在。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的情谊可以由单向转为双方,赏其作品,慕其为人,近之,晤之,受启迪得教会,饮其玄奥,效其风范——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虽然有足够多的历史上的先辈可以景仰追随,模仿遵循,但也需要与同代而不同辈活着的艺术家交往,否则,就有孤独感,甚至悲惶烦躁,以致沮丧颓隳。 


1950年秋天,记得西湖白堤的群柳黄叶纷飞,那么是深秋,第一次作为林家的客人,后来知道林先生也是寂寞的,后来又知道几个年轻人常去探望他,他不致太寂寞——近玉泉了,灰色围墙,里面的院落颇宽敞,剧中一幢法国式的二层别墅,也是浅灰的,四周果木扶疏,都落叶了,说是林先生当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时建造的,楼下正房是客厅,很大似的,四壁立满国画唱片,坐具是几个茶褐色丝绒的蒲围,空旷有点荒凉……


我又想假如不荒凉倒不对了,这时我已踏上楼梯,十九世纪戈蒂叶他们去见雨果,也难免是此种心情,最好楼梯长得走不完,讲面晤一位深深崇敬的师尊,不怕问,不愁考试,只着急于怎样才能让他明悉我的真诚,我当时的感觉可以形容为“绝望”。这是首次,也是末次,林先生不会看重我,我也不会再来。

 
中等身材,深褐色皮鞋,爱因斯坦也爱穿这种圆头厚底的,隐格花呢宽裤,灰米黄粗绒线高领套衫,十分疏松,脸上布满笑容,所以看不清楚,只觉得颜卢光润气色极佳,头戴法兰西小帽,也深褐。


另外,一只烟斗——林风眠。 


在红旗成阵,锣鼓喧天,处处高呼万岁,满目军装蓝布人民装的中国大陆,我见到林先生,就等于证明除了红旗锣鼓军装人民装,还有别的可能的“现实”存在——他说着,笑着,瞅着板烟,那么他去过的地方我也将去,巴黎、波恩、佛罗伦斯——艺术家除了一己的抱负志愿要酬偿完成,他还得担当一份“象征性”,这是时代历史赋予的,但丁、歌德、贝多芬、达文西……


他们担当的最大的“象征性”,而尚有中的、小的、乃至微型的,都得由上帝的选民来一一担当。


当听到的什么“一代宗师”,实在也是含糊其词,“一代”又在哪里。


如果“一代”不景气,岂非有辱宗师,我所目睹的,有以教我的某几位前辈先驱,是在于他们各有象征性,不同时不同地,他担当过大小不等的象征,使我们这种二十岁左右的艺术初征者,能够心安地走自己的艺术的路。


海外人、局外人、门外人是难于理解我们当年的处境,且不说走头无门,就是日常的闷郁,已够淹霉一棵稚嫩的苗子,但既然看到了长者的人和画,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勇气信心油然而起,一切显得自然了,必然了,盎然凛然昂昂然了——环顾长方型的画室,壁面全蒙三夹板,取木质本色,近顶处有几块斜竖的磨砂玻璃,内安乳白灯泡,书桌巨大,两侧置落地长杆照射灯,纸是宣纸,颜料是水粉,在那时,以绘广告用的水粉色和合墨汁画的在宣纸上,乃是首创,兼水墨水彩之清灵,油彩粉彩之浓郁,学生们惊悦赞叹,以为是一条新径。


而且老师很风趣,善于应和孩子们的傻气,不时纵声大笑,添几句即景点题的正经俏皮话,他语调轻,笑声响,这是好的。如果语响,笑轻,那就不好了。书桌下一方毡,图案是孔雀开屏,夜晚,四野肃静,但闻风吹树枝,踏在孔雀头上,据说常常画到天明。 


我们好像是五六个人,画室不小,已闹盈盈地,又吃点心了,以蓝花粗瓷大碗盛来,是汤圆抑年糕就记不真,其实我一直处于昏瞀状态中,又要看画,又要看画家,又要说话,又要品味环境,平时过的是单调枯索的日子,突然羼入颜色音响形象的游涡中,流动太快,应接不暇,既愿意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又希望早些脱出氛围,由我独自走在秋风萧瑟的西湖白堤上。 


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总有几段难忘的时刻余韵终生。


自从那个下午之后,我没有再去林先生家,西班牙有位文学家叫阿左林,他有一篇散文,《阿左林是古怪的》,我或许更古怪,别的同学、朋友都时常去玉泉那边的浅灰色别墅做客,来邀我同行,我说“不想去”,“为什么不去”“没什么”,“林先生说你是画家,更像是诗人”……


“去吧”,“我不是画家更不是诗人”——真的从此没有去,有时途径那玉泉路边的围墙,望望里面浅灰的二层楼,下午,灰米黄疏松的粗绒线套衫,法兰西小帽,烟斗……


上海 


一九五一年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的辍学,有的辞职,都从杭州转到上海了,在当时,诚是古怪行径,由于受不了那些集体主义的“规章”、“制度”,甘愿流浪谋生,以为上海不同于杭州,或者还可以容许我们闯荡。 


林先生在杭州,来信说他尚称安好,一边嚼花生糖、胡桃,一边画,画到早晨是常有的事,信写得很长,很仔细,字迹极真朴,不按中国书法碑帖的牌理,却字字有美感,苍劲姿媚自成风调,其实是一种经久淬炼的孩子气,他在信上说:

 
“我像斯芬克士,坐在沙漠里,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了,我依然不动。” 


林风眠先生担任国立艺专时,校风开明,学术自由,真正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针与美育主张,兼容并包,博大精深,至少曾经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


林先生无党无派,卓然独立,九十余年如一日,这种范例在西方社会,自非罕见,而在中国大陆,却是难能可贵,唯其难能,尤为可贵,试看当年多少画家,有闲帮闲,有凶帮凶,损人利己,不利己也要损人——那么,林风眠先生真的像斯芬克士,坐在红色风暴的文化沙漠里,静看自命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他日夜作画不止,这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的正式开始。 


似乎因为意识到有林先生在那里画画,我们暂时不画也毋庸着急,便一心去打工,医学挂图、舞台布景、临时代课,有什么做什么,市内房租贵,借宿在郊外,吃路边摊,自备胡椒粉也算是一种阔气。


如果写信给林先生,怕检查,便称“妈妈,你好”,夹入许多小市民的儿女家常话,也不乏双关、暗语,反正先生大智慧,都能体会得出的,其实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反动”,毫无机密可言,都只为政治环境万分敏感,万一发生误会,对先生有所不利。 


好像也没有多久,不动的斯芬克士被动了,林先生在杭州艺专受排挤的现象由隐而显,由缓而剧,后来他还表演给我看,“学生见我走路,都这样,这样,把身子贴到墙边,就像我带着瘟疫病菌……”


先生毕竟谙通时务世故,西湖虽好,玉泉的老家已非久安之地,再留恋,是大不智,便悄然辞职,也到上海来了——姑且举一个事例,便可明了那时光景的杭州艺专的“大好形势”——所谓“文艺为工农兵”乃是总的创作方向,而艺专是个学习机构,在技术上方法上有所借鉴与西方,实为平常正常,但是不,希腊罗马雕像一概废了,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


这些画册都禁看,实写的,文艺复兴大师的画和雕刻的印刷品可以翻翻吧,开大会时,领导人做讲话,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艺术,口号:“文艺复兴滚出去!”——好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也要遭驱逐,我等小子早走一步还算是机灵识相的,而斯芬克士先生也算走得及时,我们心里清楚,林先生的“动”,是为了保持他的“不动”。 

林先生离杭迁沪的决策乃英明之举,从那时始,直到“文革”前夕,是他的绘画创作黄金时期的巅峰阶段,他摆脱了教务牵累,不必上班开会学习受“批判与自我批评”的折磨,久处樊笼,忽得自在,总是生机勃勃,创作欲空前旺盛。 

我还是阿左林脾气,古怪的,去拜访一次,就长时不登门,待到被迫胁:“邀你三次了。再不去林先生会生气的。”我一笑,立刻就跟着走。 

南昌路,以前属于法租界,林先生的寓所是幢法式楼房,前邻法文协会,后接法国公园,那一代的行道树,上海人叫做法国梧桐,其实是枫科,因为枝干光净,又布满法租界,想当然地定名法国梧桐了。


从路对面,可以望见二楼客厅的窗,帷幔长垂,暗无灯光,过路按了门铃,林先生必是从画室转入客厅,在幔缝间俯察来者是谁,不欲接见,就阒无动静,有约,或愿晤,便亲自下楼,到小天井时已说笑称呼——这是从前法国侨民的住宅,楼梯暗暗,扶栏木质坚致,上下交接的折角处,立着一双马靴,皮质精良款式优雅,几次想知道这是谁的,后来我自己解答,是从前的屋主剩下的,放在三角小平面上很恰当,有气氛,林先生就不去动它,日久蒙尘,更古趣。 


“茶?还是酒?” 


一到画室坐定,林先生惯于这样问,我择其一,从不说一个“随便”,如果我问客人,也愿他有所指定——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能一坐下来就得到主人亲手倒给你的一杯莱姆或白兰地,感到分外瑰美,真是愚不可及了。


酒、茶、言、笑,有时去附近的川菜馆“洁而精”共餐,最快乐的当然是看林先生的新作,一位画家,必定是一位批评家,创作的过程原系批评的过程,尤其画到中途,这位批评家岸然登场,直道最后画完,他还理所当然地逗留不去,至此,画家退开,画装框,上墙,画家成为观众之一。


除了这种态度,还可另有态度:当别人看他的画时,他在旁看别人的表情(面部的、肢体的),听别人说话(无论是贬是褒是理解是误解),那时,他等于借了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凭借别人的心智来掂估自己的精神产物——林先生之喜欢我们看他的画,说他的画,大致由于上述的缘故,他叼着烟斗,双臂交叠在胸前,微微笑,时而大笑。


画平摊在客厅的地毯上,我们站着,弯腰俯视,林先生立于对面,他看到自己的画是倒向的,他在看我们,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画面,没意识到画家在借用观者的眼,甚至心,我意识到,也不多想,似乎想是不敬的,不礼貌,仅仅觉得一个画家最欢乐的时刻,大概便是这样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也是轮流获得的,当我以自己的画求教于林先生,我也偷借了他的法眼,评骘了自己的作品。在画家的一生中,这样的欢乐时刻终究是嫌少不嫌多。 

他给人看画是分类的,亦可谓分等的,猜度你的倾向性,拿出你所特别喜好的,此为分类,他不愿将自己钟爱的作品给鉴赏力不够格的人看,此为分等——单论这种态度和方式,我就衷心认同,何况总有办法诱得先生将秘藏在隐僻处的灵感之作,亲自一一打开(那是指五十年代上叶,在沪地所作的画),大约一百来幅,67×67 cm,宣纸、水墨粉彩。最好的是“静物”,一只瓶、一片布,两三果子,简无可简,调子暗,色彩却变化多端,蕴藉在灰黑之中,统体素净,用色用得如此贞洁,没有在别家的画上见过,而且是大块面平涂的,肌理微妙,处处有生命悸动,形成最轻极限的戏剧性。


那些被作为素材的瓶罐杯盏,都不再是实物的映象,纯粹升华这画家的观念的假托,所以画面上一味稚气拙怒,整体效应却剔透空明——每当我看到这些“静物”,想到这些个“静物”,无不心凝神释,为林先生庆贺,他得到了杰作,没有人曾经画到过那么静,而过循着这条幽径,再要画,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类是“风景”,往往是中国江南的庭院,中间几椽平屋,周围草木扶疏。草是闲草,甚至蒿莱芜杂,本也不分科别。


不择姿态,满幅信笔乱涂,这种熟练后的生涩,严谨中率性,兴高采烈,却有一种恬漠冲酥的逸乐,沁人心脾,儿童画的天真是先天之真,画家参透原来,控制笔墨,随意挥洒,是后天之真,一草一木,魅力四起,而且,中国古代画家是以墨代色的,林先生是以色代墨,笔法又完全脱出前人窠臼。


这类“风景”的组合要素机位丰盈,布局是中国山水的三点透视,人形是明清服饰的侍女,有木偶、皮影趣味,大量的线是从瓷画漆画上得来的飘俏流利,于是,整体对待一幅画时,富有现代设计装饰性,那是指快乐主义享受程度上的视觉飨宴。 

其他如芦雁、猫头鹰、小鸟、鹭鸶、裸女、京剧越剧人物,风格也强烈得一望而知出于林风眠笔下,而其他的“静物”、“风景”中的杰作相较,就显得次要了。


林先生受西方绘画的陶冶影响,或可列为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这一段史程有所渊源,我曾问过:为何不再超前探索,他回答:“我画我懂得的,不懂,我不画。”


这当然是诚实,冲谦自牧,珍贵的美德。我在看了他的某几幅偏重形势结构的画后,又曾问过:何不索性进入“抽象”,他希望我写一篇关于现代抽象主义的论说。


虽然都只是轻快的言笑,我一直是放在心上的,筹思这样的一篇文章,但时已不及——大难临头,从此没有见面的缘分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掀起不久,便传来噩耗,林先生被拘留于上海市**局第一看守所,按沪人常识,凡重大政治犯,都是羁押在第一看守所的,这时候我们几个学生亦各有困境险境,终于先后入狱,直到运动后期,我才知道,林先生的最好最有代表的画,都毁灭了——是画家亲手毁灭了它们。 


海外人士一定会诧异,纸本的未经装裱成轴的画,等于是张薄纸,一百张一千张,也有地方可以匿藏,只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受难者,才知道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搜查抄,手段之横蛮泼辣,方法之刁钻精到,却是史无前例,墙壁凿破,地板撬开,瓦片翻身,连桌上的一盆菜也倒出来用筷子爬拨,是否有罪证混在菜里,要想保存一幅画都不可能,何况十幅百幅。


海外人士虽然看过很多“文革”史料,知识分子如何关入牛棚,强迫劳动,艺术家如何受尽侮辱,精神失常,但难于想像一个画家会轮到不得不亲手毁掉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这比消灭自己的肉体更其惨痛酷烈,因为“自杀”是一种选择,放弃生命万事皆休也可说得到了解脱,而当一个画家正处于成熟期,创作欲如火如荼,前景无限辉煌,突然,他的画即是他的要生存


必得将画毁去——人人都是第一次遇到“文革”,中国的历史经验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西洋的历史经验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庭,二次大战德国法西斯,这些过时的平乏的常识,根本不能应付“文革”的险恶暴乱,愈想愈觉得这些画必定会致自己以死命。


本来林先生在家中画,晚上画,外界不明底细,到了这个举国疯狂的时刻,破四旧,清算洋人古人,打到反动学术权威,有海外关系的,叫做“里通外国”,间谍特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林先生的画,单是一张,就可以罗织多种罪名,我以自身的体会,完全理解林先生当时恐惧心理的压力,全上海市到处是游行的锣鼓声,口号声,人潮汹涌,马路和街道里弄火光烟气弥漫,批斗、示众、游街、押赴刑场、各派系争权、流系之中内讧,真枪实弹、血肉横……


在这样的时空中,再看看自己的画,如果暴露在红卫兵造反队的面前……


画在人亡 
人画俱亡 
画亡人在 


三种可能,必须立即作出判断而定抉择,第一种其实就是第二种,人因画死,画不会留下来,所以,什么“只求画能保存,宁顾牺牲性命”,此种迂腐之见是自欺而已,当时也会蓦然记起中国古谚:“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手”(林先生辞教授之职而退隐申江,庶几不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训),唯有放弃画,减轻罪名,人才有望活下来,才符合为艺术殉道的精髓,林先生当时的决策,不外乎上述的原委,他说得简明:“只要人活着,还可以再画。”


这是明智的,大无畏的,艺术家下了最沉痛最激烈的狠心,他独自在南昌路寓所的浴室里,用火,用水,烧毁和冲走了十年十五年累积下来的杰作,在中外古今的美术史上,没有比这件故实更悲催的例子,而悲惨的事,还在后面……


达文西、波提切利他们畏于宗教迫害,也曾烧掉过一些画,所幸是次要之作,米开朗基罗也销毁自己的作品,那是他不顾留在人世的部分草稿,也许有人会疑惑林风眠先生何以如此胆小怕事,应知在暴君暴民的淫威下,多少人由于一点诬指的“反动罪证”,或立毙,或长年折磨而死,死了,胆大又有什么用。


也许又有人会感叹,不懂谋略,缺乏黠智来转移这些画,那就要请明白在当时当地,谁也不敢为谁承当“罪责”,再亲密可信托的人,在史无前例的高压下把你出卖了,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检举父母,人际关系真所谓“别人就是你的地狱”,你去过哪里,何人来过你这里,一查就整个儿兜底翻出来,况且动辄“办学习班”、“隔离审查”,与外界断绝音讯,精神崩溃而丧失思维力,刑逼口供而致躯体残废……


林先生就是在这样自杀画作之后,还是被关入看守所(比监狱更坏的地方),饥饿、昏闷、酷热、严寒,一分钟也难忍受,他忍受了四年,足见林先生的意志之强,耐力之深,坚持以不死殉道,当他再回到南昌路寓所时,已近七十岁了,在寓所上,他一向是最勤劳的,画秃的毛笔成捆成堆——稍事休养后,他便奋起作画,力图追复他所失去的累累硕果。 

是命运?是年龄?是思维方式?是人情羁累?——也许都是,都不尽是,最终还得归诸于艺术自身的森严律令:凡灵感之作,留则永存,去则不返。 

以林风眠先生漫长一声的艺术劳作的全过程而论,六十岁前后可说是他个人的“壮年期”,八十、九十岁才是晚年,自从他到了香港以后,我衷心祝福他身心得以康复,优游颐养于新天地,出新作品——据可考的记载,文士史家造兵燹火灾而著作尽失的实例,不算太少,后来由本人凭记忆重写而毕功者亦历历可指,那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向来是成诵成吟的,容易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况且叙述性的记录员,资料性的搜纂,还可以有所摸索攀援,唯独绘画,非写实的画,即兴式的画,超越画家自身的正常水准的画,当时下笔若有神助,过后则鬼神不灵,无可奈何——是故劫后余生的艺术家所能再尽的努力,在于捕捉新灵感,创造新作品,反之,牵萦于对过去的杰作的悼念,总是想着“以前我是怎样的画的”——自己模仿自己,自己拷贝自己,即使做到貌合,总归落得神离,一片公式,一滩概念,模仿自己比模仿别人更不济。


“灵感”是无上矜贵的,只在清新的心智湍流处,它才偶尔轻轻掠过,它从不肯停栖于僵木枯枝上,“灵感”是最难邀请的,如梵乐希所吟咏,多少个夜晚的虔诚等待,一次青春怎够用,必得期之于二度三度的青春。 

之后,我只看到过林风眠先生在一九八零年间赴法国展览的那一组画,香港制作的,它们实在不足以表示画家的原有水准。


再之后,凡刊有林先生作品的杂志、画报、画集,我总有仔细流观,一次比一次散了,亸了——艺术家达到炉火纯青随心所欲的大成境界,其“心”,是自己的不可更替的“心”,如果不纯粹是自己的心,或者自己的心乏了,那么随性所欲的又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二十四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愿意丧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在经上已有笺注:“生命,或作灵魂。”如果引伸为“灵感”,也就不言而喻了。善意的误解毕竟还是误解,一枝牡丹,花已谢。


人们以犹在之叶论不在之花,为这样悲剧我将撼动无尽。我所曾经见过的林风眠先生的杰作,是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六五这十年中的近百幅画,其中之半数,曾被赞为: 

像花一般的香 
夜一般的深 
死一般的静 
酒一般的醉人 


这些画,保存在时光的博物馆中,愈逝愈远。 




木心与潘其流1980年在上海



木心与潘其流年轻时为上海美专同学,也是朋友,且都才华横溢,惺惺相惜。皆师从林风眠,受林的影响深远。十年浩劫后,二者先后出国,在绘画上造诣上各有千秋,二者在追求人生艺术的轨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 . Video Mini Program Like ,轻点两下取消赞 Wow ,轻点两下取消在看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