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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丑陋的作假

蒋勋 新少数派 2020-11-03


题图: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局部)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

就是丑陋的作假


文 | 蒋勋

图 | 唐.孙位《高逸图》


01

我常常想起魏晋时候,阮籍的一件事。

 

阮籍母亲过世时,他不哭。按儒教的传统,父母去世,即使要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来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哭墓,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 ,他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升……

 

这是阮籍表现忧伤的方式,在他看来,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丧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无关。

 

当中国传统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就产生了竹林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

 

这个社会上的阮籍愈来愈少,就是因为这句话。



02 

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嘛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说完,我突然觉得好害怕。

 

近几年来,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两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六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她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报告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她们很勇敢,但还是劝她们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不关不住。

 

《牡丹亭》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十六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



03

后来我如何大彻大悟呢?因为一个学生。

 

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认同的抚掌叫好,说他伸张正义,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学校决定要严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我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十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我保住了这个学生,他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

 

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很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力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

 

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了。



04

“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从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分得名得利,到了四十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

 

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

 

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个罪状留在歷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

 

嵇康四十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

 

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

 

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我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的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上。



05 

忠、孝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

 

从法国回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

 

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

 

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不管是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耳”?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而不是像今日的社会,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辞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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