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很多地方，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是非常非常重合的。而且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着迷于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是它的结论。

比如说，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主张财产权、经济自由、法治、小政府、有限政府，这些结论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完全一样。

而且在西方的大的阵营当中，古典自由主义也被纳入了保守主义阵营，只是它们相对外围一点。但是，虽然结论一样，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得出结论的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古典自由主义者是怎样得出这些结论的呢？他们是用理性和经验的方法。理性是什么？我们冥想，我们推导，我们做思想试验，我们想我们有那些权利；然后，一个是经验，如果我们想对，我们就累积，我们就博弈，博弈出来好东西，我们就收下来。

他们凭借的思想资源是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进化论。比如说，财产权为什么好，财产权对我们保障财产有好处，对我们有好处，所以财产权好。

他们是从效用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论证为什么今天需要财产权。因为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市场的演进当中，离开财产权，市场就搞不下去。而且这么多年，在经济演化过程当中，财产权的各种细节又被展开了，所以他们认为财产权是一个演化的产物。

当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个看法却是错误的。自由与财产权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是经验的产物。因为理性和经验有很多产物，很多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是理性和经验的产物，你怎么从中区分呢？

市场也演化出来很多不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保守呢？一定依据一个更高的标准，你才能决定财产权是个好东西。你要说什么东西对我们好的话，那有些不好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又很好，为什么它们又不能称为好东西呢？因为你没有绝对的标准。你必须有一个超验的绝对的标准，你才能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自由和财产权既不是发明的，也不是设计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财产权与自由也不是演化的产物。财产权与自由是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但是它们本身不是演化的产物。因为在演化的过程当中，还产生了对自由和财产权不利的东西，比如说诈骗。诈骗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存在，那我们为什么不保守诈骗呢？

如果我们不依据更高的标准的话，你说诈骗对我们不好，那诈骗对另外一些人好啊！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场景对我们不好呢？所以我们不能得出财产权和自由是一个绝对的不容否定的权利的一个结论。

还有一个结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假如不引入超验的维度，秩序是自发的，但是一旦引入超验的维度，秩序就不是自发的。当然，秩序也不是人设计的，秩序这个原理是先在的，只是人类在后来演化的过程当中，实践了这种秩序的原理。不是说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发明了秩序的原理。

秩序的原理不是演化过程当中发明的，是在演化过程当中被发现的。这个秩序原理第一天就明明白白地写在那个地方，就写在圣经及其启示里面。所以，秩序在有神论的意义上说，不是自发的，不是演化的，在无神论的意义上说，才是自发的，才是演化的。

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应该有很好的认识。所以，不能用交易，不能用博弈，不能用理性来为你们认可的这些价值观做出最强有力的辩护。

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凭借的是理性与经验，而保守主义者凭借的是超验与启示。

柯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他讲他援引的最重要的是先知的启示、耶路撒冷的智慧原理，所以他把耶路撒冷放在第一位。耶路撒冷不是理性与经验的产物，它是一个先验的，它在三千多年以前，就以文字的形式写在那个地方。

本文节选自刘军宁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自由的基因》读书会辅导讲座录音，主题为“英国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时间在2019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