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药神》的背后是印度立法司法价值观的抉择
电影《我不是药神》正在热映，这一源自真实司法案件改变的剧情，背后的立法司法人文价值与民众“治病难”的现实境遇，很难不让人侧目。网上有句名言，不能让治病成为一门发财产业，同样道理引申到司法领域，不能让救人者成为犯罪分子。也许邻国印度的立法司法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吧。
一
2002年，陆勇被查出患上慢粒性白血病，需要长期服用瑞士进口抗癌药品 “格列卫”，一个疗程一盒需人民币23500元，而不能社保报销。
治疗中，经济拮据的陆勇从同病患者交流中得知，一次性多购同一药品可以降低药品价格，于是建立了白血病患者病友QQ群，集体便宜买药。
2004年9月，陆勇从网上得知并托人从日本购买到了印度格列宁，价格只有原版药的八分之一，一个疗程不到4000元，服用效果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相同。
之后，陆勇根据说明书上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了经销商印度赛诺公司，自己直接从印度购药。由于价格更为便宜，陆勇遂通过QQ群等方式向病友推荐。病友纷纷加入购买行列，购买者的扩大，药品价格更低，每盒降到了人民币200余元，是瑞士进口药的百分之一。
2013年3月，印度赛诺公司与陆勇商谈，由陆勇集中接收中国患者的购药款，定期转账到赛诺公司指定的中国国内银行账户，再由赛诺公司直接将药品邮寄给中国患者。
根据检察院认定事实，共有21名白血病等癌症患者通过陆勇向印度赛诺公司购买了价值约120000元的10余种抗癌药品，陆勇为病友们提供的帮助全是无偿的。但这10余种抗癌药品，有3种经益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相关鉴定，系未经我国批准进口的药品。
2013年11月23日，陆勇被沅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2月25日经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罪名是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期间，为救病友无偿购买救命药遭到刑事追责的新闻，引发媒体和舆论的轩然大波，1002名病友实名发布联名信要求陆勇无罪释放。
2015年1月29日,被羁押了135天的陆勇被取保候审。2015年2月26日, 沅江市检察院对陆勇作出不予起决定书，理由是陆勇的行为不是销售行为，不构成销售假药罪。从网上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且仅使用1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跟随不起诉决定书的是一份《销售假药案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其中有句名言“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
二
是顺应舆情民意，是刑罚价值追求，又或是司法人文关怀，陆勇最后有惊无险的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引发陆勇购药追责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国内高端抗癌药品长期依赖进口且价格极高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而不少类似陆勇的，从国外私下购买进口药的患者或售卖者，没有幸运的引发媒体关注，不少受到了司法机关的追究。
所谓仿制药，就是在剂量、安全性和效力、质量、作用和适应症上与它的原研药基本相同的一种仿制药品。法律上，一种是合法仿制，是药品专利到期之后的大家都可以生产；一种是非法仿制，是原研药专利未到期，生产或销售这种仿制药侵犯了专利保护，亦称为 “假药”。当然，涉及进口药方面，凡是没有药物进口许可的，尽管也是国外正规药厂生产，亦被称为“假药”。
在中国如此价格高昂的抗癌药物，在那个长期被我们称为“阿三”的国度里，仿制国外进口药则在本国立法和司法的保护下，药企繁荣、药价低廉行遍世界，成长为一个市值500亿美元的壮大产业，背后是执政者治国理念的根本抉择。
三
印度1970年通过专利法，规定当专利药价格高于民众正常支付水平时，无论该药品的专利保护期是否结束，都允许该药物被仿制。印度通过并多次修改药品价格管制法，规定了大批量应用的原料药及主要药品制剂的价格上限，禁止药物上获得较高利润，药厂、流通、零售商的利润被严格控制。
1995年印度加入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要求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但印度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预留了十年的时间。2005年到期后，印度以国民收入低，以应该享受到前沿药物为由，对药物执行“强制专利许可”。
2004年，印度的颁布与TRIPS协议同步的《专利（修订）条例》，将“强制专利许可”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到了癌症、慢性病等领域，给予印度仿制药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保护，为其仿制药在全球市场销售打下了基础。
1970年到2005年，印度企业依靠其在仿制过程中获得的技术和经验，以及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走出了一条独居风格的“印度特色”道路。截至2015年，印度有10500个制药单元（工厂），3000多家药企。从规模上看，印度药品市场规模约占全球市场2.4％，生产的药品数量占比为10％。
印度每年向全球100多个地区销售低价的仿制药，2017年印度药品市场规模为296.1亿美元，预计2020年，印度药品市场规模或达到550亿美元，被称为“世界药房”。潘基文曾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对印度等国加强生产低成本仿制药的努力给予赞赏和肯定。
四
一种药品的研发过程常常耗时多年，投资巨大，并且存在不可知性。研发一个新药，平均花费10亿美元左右，甚至更高。印度立法允许仿制药的做法获得了一般民众认可，但极大的损害了原研药厂家的利益。西方国家及药企与印度制药企业间的博弈从未停止，不少西方药企对印度仿制药企业提起了诉讼。
影片中的格列宁（其实就是格列卫）便是印度仿制药发展的典型例子，它由印度制药巨头NATCO公司生产，其成分、含量、效果与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如出一辙。
韩国白血病协会曾对比监测，发现两种药物药性相似度为99%，凭其卓越药效和低廉价格，印度格列卫在发展中国家销量巨大，招致诺华公司屡次出招对此进行封杀。
2006年5月，瑞士诺华公司在印度提起对“格列卫”的专利保护侵权诉讼，2007年被驳回败诉，瑞士诺华公司不服，上诉至印度最高法院。
然而，印度虽承认专利法，但只支持1995年后研发的新药，且不支持现有药物经混合或衍生而成新药专利的申请，“格列卫”便属于后者，瑞士诺华再次败诉。
2014年4月，德里的印度最高法院就这宗长达七年的诉讼作出判决，维护《印度专利法》，诺华公司三次起诉均以失败告终。这一判决让印度药厂光明正大地生产起了仿制药，大量“印度格列卫”出现在印度本土市场甚至畅销日本、韩国、中国等周边国家。
2012年3月，印度专利监察员签发强制许可，命令德国药企拜耳向当地药企许可生产一种肾癌药Nexavar。随后，拜耳向印度政府在钦奈（Chennai）的知识产权上诉委员会（IPAB）提出申诉，要求推翻这一项强制许可，但遭到拒绝。
尾声
不能忽视的是，仿制药确实可使得更多的穷人获得救助，但反思一下，如果没有人舍得大笔资金投入原创药的研制，何来治病新药的面世？不尊重知识产权，影响的将是世界进步，最后还是占人口最多数人的穷人遭罪最大。
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就曾表示，强制许可解决不了印度公司获得药品和医疗保健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投入资金来研究和开发，就没有创新药，世界上就不会有仿制药。
追求健康权和生命权，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权利应该是一样的。看看医院里无钱治病的芸芸患者就应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建立更公平的医药、医疗体制，在救死扶伤与立法司法上，作出更合理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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