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寄石教授：年纪大了以后，我还是愿意去幼儿园
人物简介
赵寄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我国第一代著名幼儿教育专家，中国幼教理论体系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顾问。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赵教授在幼儿园实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结构主义的理论和陈鹤琴等的课程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教育”的思想，并在幼儿园中实践这种思想，这在当时过于一统化的采用分科课程的背景下，对于当时幼儿园课程理论和实践来说，是一种较大的突破。
1921年3月，我生于南京，未出生前父母就我起名寄石，以纪念寄居在石头城，我单名“璧”（赵国之宝），父亲认为我的名字含有很审美的寓意，便给我题了四个字“碧寄于石”，后来弟弟书写了这四字送我，现在还挂在我的床头。
我虽然出生在我们国家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却有幸生活在一个在当时比较民主开放的家庭里，享受到无忧无虑的童年。
迈入幼儿教育领域
进入幼教专业并非我自己的选择。我父亲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我们都上教会学校。初中上的是我母亲的母校，毕业后保送进入苏州的景海女师。1941年，刚满20岁的我留校在附小、附幼工作，成为景海附小的一名教师，从婴儿院、幼稚园教到小学一、二、三年级，一直教到8岁的孩子。但是呢，三年级的孩子我吃不消他们，压不住他们，2岁的孩子最喜欢我，家长也喜欢，因为我性情好，温和。正是在这些年间，我逐渐地与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建立起感情，与其他教师（大多比我年长）合作共事尝到当教师的乐趣。这8年的实践成为我迈入幼教学术领域的基础。
和孩子们一起玩中学
1948年，当时景海附小的江贵云校长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派我去德克萨斯州德西大学攻读幼儿教育研究生课程，我用3年学完4年的课程，最后1年我就去底特律城的美莱派茉学校专门学习托儿教育。
1952年毕业后，我回到了新中国，这时我的母校已经解散，我被安排到南京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工作。当时在南师担任院长的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他的麾下汇聚一批国内幼儿教育领域里的精英。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幼儿教育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当时我教自然教学法。上自然教学法课的时候，我就带着学生们在南师校园里认识各种树木，后来呢，带他们到玄武湖去认识各种树啊，草啊，花呀的，把最基础的知识教给学生，还带着学生到幼儿园去看课，然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让学生们知道在幼儿园应该怎么样去教。
树立科研为幼儿园服务的信念
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国家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号召，我们下农村下得多，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农村和农民，这为我日后特别关注农村的幼儿教育有一定的影响。
1978年，南京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领导安排我主持教研工作，可是，已经停滞了十多年的幼教教学和研究工作，想要重新抓起来谈何容易。幼儿园来找我们，说：“过去的东西都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没有了，苏联的修正主义也没有了，我们怎么办？要怎么教孩子？”紧接着1979年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开始招生，我们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给学生教什么。
那一年的夏天，我和同事们一起，搜集启用了一批遭到批判的老教材，同时，也编写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新教材，制定了详细的教学研究计划，组织起了一支精干的教研队伍。不管脑子里的还是书橱里头的东西拿出来，我们的老师跟幼儿园老师一起做，在孩子身上做。我们开设了一些新课，也使得一些老课开出一些新的水平来。
南师大学前教育前辈们（前排右一为赵教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幼儿教育事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困难局面，当时，我就跟唐淑老师约好，我们不要再走前面的路，我们现在做科研一定要为幼儿园服务，不是要幼儿园为我们服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幼儿园提的，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那时候幼儿园的教学采用的是分科教育的模式，幼儿园老师的负担很重。我发现，六门课——音、体、美、语、自、常，如果把这六门课都集中到一个班上，一个老师当中，孩子也吃不消，老师也吃不消，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情况，结合结构主义的理论和陈鹤琴等的课程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教育”的思想，并在幼儿园中实践这种思想。比如认识一棵树，传统的做法是单纯地从这棵树的生长、根、茎、叶、枝等认识，而不是通过孩子的观察，通过眼睛，通过手，通过抚摸，通过长期的系统观察整个发展过程，这个知识转移的过程就是比较单一的。通过综合教育，我们不仅让孩子有认识，有感触，还通过孩子画一画，自己来讲一讲自己的感受，就把语言教学、绘画教学和孩子认知活动结合起来，在同样一个教学活动实践里，孩子从多方面获得了这方面的经验。
后来，有很多人把幼儿综合教育看成是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的趋势，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整个发展趋势，改革开放既然是百花齐放，我希望有人来搞分科教学，跟我们唱对台戏，因为分科教学跟综合教育是两种形式，分科教学假如做得好，互相结合，也是可以做的。
关注农村幼儿教育
1987年，我向上级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开展农村幼儿教育研究的申请报告，希望能够赶在退休之前为农村幼儿教育做一点事情。当时在我们系里有的老师不赞成我们到农村去，就说城市还没搞好，你怎么搞农村？我说你城市的幼儿最多是占全国20%，你走出一步到农村，当然我们不可能为全国的农村做，但是我们这一步就是关爱的点，是从20%的孩子转到了80%的孩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全国幼儿园有17万多所，农村占近80%；很多农村地区没有幼儿园，而有幼儿园的地方要么没有教材，要么照搬照套城市幼儿园的模式，或者完全参照小学一年级格局，农村幼儿教育严重“城市化”“小学化”，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去山村里面考察幼儿教育，道路窄，走不进去，只能乘拖拉机，拖拉机上面放了一个小凳子，我们就坐在上面，颠进去。我们经常去扬州邗江、南京江宁、常州武进、无锡锡山和宜兴、徐州睢宁的农村幼儿园。农村办幼儿园有很多困难，我们就去开导幼儿教师，将国际上的幼教发展趋势，尝试办特色教育课题。比如我们曾在江苏的一所幼儿园里尝试生态教育课题，我们就给幼儿教师讲什么是生态教育，什么是环保这些问题。
赵老师97岁生日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坚持下，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农村幼儿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课题组相继提交了针对农村学前1年综合教育课程的《调查报告》《学术报告》，出版了《农村学前一年综合教育课程》，发表了近20篇相关的论文，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在1992年OMEP大阪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1993年，我70岁了，从教学第一线退了下来。可是我还是愿意去幼儿园，享受从孩子来的灵感，我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幼儿教育。1996年5月，在二弟的倡议下，经过几年的酝酿，我们和三弟、小弟一起成立了“赵氏幼儿教育研究服务中心”，开始引进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有关理论构建赵氏幼儿教育思想，希望在更广范围里，更好地为广大幼儿服务。能终生从事这最快乐的幼儿教育事业，是我一生的幸福。
年纪大了以后，我还是愿意看孩子。孩子是善于与人交流感情的。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路边的人们怀里抱着的孩子，我经常观察他们，你会发现小孩很有意思，只要你对他多看一会儿，他就会向你微笑，特别是很小的孩子；若是你盯着他看，他就会舞动手脚，嘴里发出咿呀的声音，给予你积极的“回报”。可能孩子是这样，你尊敬他，关注他，他是有感觉的。
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只要我们顺应孩子发展的自然规律，孩子会比植物更加积极主动地给予人们真诚的“回报”。为了人类美好的明天，让我们顺应孩子自然发展的规律，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使他们把婴儿期的微笑、学步期的友善，持续地发展下去，为社会创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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