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一个省委书记的是是非非
人之临终，对于生命的留恋，往往以一种直接而残酷的方式呈现。
程维高也未脱俗。在生命的后期，他在上海一家医院里化疗，痛楚难忍，曾拉着一位前去探视他的年轻人的手哀求：“你救救我吧！”
那年轻人并非医生。
2008年初，程维高即被检查出患有早期肺癌，因血压偏高等原因没有动手术，只是进行放疗和化疗，2010年9月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病情恶化，结果又查出白血病。
12月21日，他从上海转入江苏常州中医院重症监护室，一直在抢救，至28日终告无效，时为上午11点16分，他的夫人、两个女儿以及从加拿大赶回的儿媳、三个孙女在侧。
原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引起广泛关注，是在2003年，这一年的8月，因“严重违纪”，经中纪委审查决定，他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
正是因为这种身份与遭际，其去世的消息并未像其他高官逝世一样由官方途径发出。
2010年12月28日中午，笔者收到一条转发于河北官场的短信息，内容为：“程维高同志今天中午因病在常州逝世，享年78岁。”
笔者注意到，随后的14点28分，该消息出现在微博上；12月30日，某财经杂志网络版做了相关报道，又经网络转播，简短消息才开始流传。
2010年12月30日，程维高遗体告别仪式在常州市殡仪馆举行，场面低调而沉静。
一位参加了这场仪式的人士告诉笔者，它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凄凉”，“河北省一位副省长和一位人大副主任来了，南京市也来了人。”包括一位前国务院副总理在内的诸多人士献了花圈。
告别仪式上，向每位参加者分发了一份相关部门撰文的“程维高同志生平”，一位第一时间看到了其草稿的人士告诉笔者，“先是河北省人大拿来的草稿，征求家属意见后，再返送河北，由河北定稿，再到常州印刷分发。”
这份生平文稿没有任何落款，因此“不能确定是中组部做的，还是河北省委或者河北省人大做的。”
在这个“生平”中，关于广受争议的河北部分，是这么写的：
常州是程维高的仕途起始之地。2003年1月，河北省召开十届人代会，作为即将卸任的省人大主任，程维高主持召开了其政治生涯里的最后一次会议，选举出新的大会主席团，之后跟省委书记握手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次日即离开石家庄，回到了常州。
“我感到轻松。”2008年秋季的一天，在常州他的家中跟笔者谈起他的卸任与返乡，程维高这样描述彼时心情。
这未必全是由衷之言。那时候，中纪委对程维高的调查还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情形颇为敏感。
2000年3月1日，曾做过程维高秘书的李真在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任上被“双规”。按照程维高本人的说法，这一天，也正是对他调查的开始。
“卸去河北省所有职务时，纪委已经查了他三年。”在程维高生前与之过从甚密的梁正辉（化名）告诉笔者，“他回常州，是早就准备好了的，纪委不同意他离开，说按照中央的意见，你还是留在河北，程维高不同意，他说我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了，我还在河北干什么。”
“程维高这个人很强硬。”梁正辉说。据他介绍，即使是回到常州后，纪检部门对程维高的调查仍继续进行。
程维高居住的别墅小区环境清幽，周围是大片绿地，附近有家宾馆，纪委人员在此“驻扎”。
直到2003年8月，以一位副书记带队，中纪委工作人员到常州，对程维高宣布处理结果：因“严重违纪”，“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因为已有多次“交锋”，按照梁正辉的介绍，在宣布这个结果时，“纪委工作人员还曾担心程维高会像先前那样拍桌子，”但是这一次，程维高很平静，他签了字，表示“服从中央决定，感谢中央关心”。
程维高所在的别墅小区位于常州城南，居住者多为企业老板，只有程家身份较为特殊。小区门卫说，他们知道这家的主人曾是省委书记，因此对上门拜访的人更多几分戒心，无主人同意决不随便放行。
就在这里，程维高相对平静地度过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时光，直至终老。
程维高下台后的生活也不像外界臆测的那样“寂寥”，因为从政一生，人脉甚广，“大小朋友”时来探望，程家小院里总是很热闹。2008年秋的那次会面，程维高这样对笔者说：
“我周围有一批朋友，开开心心的，经常来往。我这次从上海看病回来，20多天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他们请我。我朋友很多。
我选择常州，这里气候条件好，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好，心情舒畅。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很多朋友都被我骂过，骂得狗血喷头，现在对我好得不得了。”
“改革先锋”遭遇“滑铁卢”
程维高是在1984年离开的常州，当时是从常州市委书记任上升迁，调任南京市委书记。
这个升迁，来自于他在常州的政绩。
程维高曾告诉笔者，他是苏州人，十二三岁时跟做生意的父亲到了常州，就此留了下来。
常州解放时，程维高恰好初中毕业，“当时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升学，一是工作。解放之初，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人为这种变化所刺激，都感到亢奋。认为新来的共产党朝气蓬勃，是新生力量。”
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16岁的程维高当了常州市儿童团的团长。
“大跃进”期间，程维高进入常州市政府，先做领导秘书，又做办公室副主任。
“文G”前夕，作为市里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程维高被派到常州拖拉机厂当厂长。
据该厂人士回忆，程维高与工人同吃同劳动，组织研发了第一台适合国情的“东风—12”拖拉机，在中国农村风靡至今。
“文G”开始后，因跟机械局在“文G”问题上有分歧，程维高离开拖拉机厂，到苏南一个煤矿当副总指挥，几年后调回常州，担市计委副主任兼建设委员会主任。
“在建委主任这个位置上，程维高的才能发挥出来了，”常州政界一位人士向笔者介绍说。
那时候，“文G”刚刚结束，大量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居民开始回城，住房很紧张，需要大量建房。
“房子除了要造得大、好、漂亮之外，还牵涉到一些配套措施，当时大家对这些问题还没什么认识，认为把房子造出来，住进去就可以了，对周围有什么幼儿园、粮店、医院、交通，考虑得比较少。
而程维高善于动脑子，搞了几个有这种配套设施的小区，在全国立即出了名。”
1980年1月，常州市的第一个居民小区花园新村破土动工，一年后，可入住2000户人的小区完工。
这是中国首个住宅小区，曾有10多位中央领导前往视察。
由此，程维高很快升任副市长，之后不久，又升任分管工业的副书记，1983年开始担任常州市委书记。
程维高在常州任市委书记只有一年时间，时逢省里需要调整一位干部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经推荐，程维高被提名，又经一番考察，程维高调任到了南京。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注意，”前述常州政界人士提醒笔者，“程维高做常州市副市长也好，副书记也好，都不是管干部，都没有接触到干部人事问题，后来他当市委书记，也只有一年时间，很短。人事问题最容易引发矛盾，因此，他没有在常州留下什么矛盾。”
在这位人士看来，这也正是程维高晚年回到常州后能够“过得滋润”的原因所在。“当时大家都处得很好，‘文G’结束，百废待兴，都在干事情，顾不上整人。同一个程维高，在河北的口碑就是两回事。”
一位在程维高主政常州时期曾与其搭档的退休官员这样告诉笔者：“程维高是个有个性的人物，冲锋陷阵，思想很解放，干劲足，有一定水平。在常州群众当中，他是有好评的，在南京也是有好评的，后来到了河南河北，就开始有矛盾了，特别是到了河北，最有争议。”
程维高做了3年南京市委书记，他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处理企业的经营合作、技术转让、产品开发等，效果不大，“因体制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工业发展缓慢、后劲不足的弊病。”
另一方面，程维高也把他的“常州经验”带到南京，进行城市建设，重点抓住宅问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在木错湖旁建了配套齐全的南湖生活小区。
1987年，程维高调到河南任省长，又过3年，调任河北。
在河北，程维高做了3年省长、7年省委书记，之后又做了5年省人大主任。
河北之于程维高，用前述政界人士的话说，“既是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又是‘滑铁卢’。”
河北恩怨
程维高去世的消息传到原河北省建委干部郭光允那里，是在2010年12月28日当晚。
2003年程维高受到处分时，关于郭光允揭发检举程维高并受到打击报复的报道曾铺天盖地，事后郭光允还出版了《我告程维高：一个公民和一个省委书记的战争》一书。
当时，郭光允在石家庄任市建委工程处处长兼定额站站长，负责石家庄市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的审批工作。因举报程维高入狱失去公职后，在石家庄从事房地产行业。
郭光允告诉笔者，当年他举报程维高的过程是这样的：
先是发现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有腐败行为，于是写信举报。
“后来我想程维高是护着他们的，他们肯定是一伙的，石家庄建筑市场这么混乱，程维高是总后台。”
于是在1995年8月写了题为“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省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的材料，匿名寄给中纪委、河北省检察院等部门。
同年11月，郭光允被石家庄公安局收审，后以“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被劳教两年。
在郭光允看来，若不是程维高插手，“我举报的那几个厅级干部，不可能把我弄进监狱。”
在程维高被处分后，郭光允被看作是与省委书记对抗的“反腐英雄”，2003年的那段时间里，关于他的采访报道一度铺天盖地。
中纪委发布的程维高的“五大错误”之一，便是“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1995年，河北省有关部门和部分省级领导干部都收到过一封匿名信，主要内容是“诬陷”程维高为南京二建拉项目，要工程，说程维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
其中一封信还给了当时的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检察长将信交给了程，程维高看了后，让省里一位副书记去处理。
副书记对程维高说：这个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来处理吧。
最后查出信是郭光允所写。
程维高说，石家庄市公安局本来打算是以诬陷罪名处理郭光允的，有一次，他跟省委那位副书记谈工作时，副书记告诉他：
郭光允的事已经查清了，政法委不准备对他做刑事处理，准备给他一个行政处理，劳教两年。
程维高表示：你们去处理吧。
“他讲这么一句话，就违反原则了，他是当事人，应该回避，”与程维高相熟的一位人士告诉笔者。
据悉，直至去世，程维高对于郭光允一案的态度都是认为“应该处理”，“他认为省委书记作为一个公民，其人格尊严同样不容侵犯。”
程维高也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有“失误”，上述人士转述程维高的话说：
“鉴于郭光允所告的问题和对象涉及到我本人，而我又是省委书记，位高权重，因此副书记向我谈到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时，我应该明确表示向中央请示报告，或向省委常委会提出讨论研究后再做处理。”
程维高案发后媒体报道，程入主河北后，其子程慕阳在不到10年之内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
原廊坊市委书记张成文在《我与程维高的是是非非》中写道，1996年，程慕阳跑到他家来，要求承揽价值2亿多的开发区会展中心大楼装修工程，遭婉拒后，1997年，张成文以“工作需要”调到不为人熟悉的审计厅任厅长去了。
张成起
十余年后，程维高对笔者如此辩白：
“我跟南京二建根本没有关系。我的材料里面，都没有提到南京二建的任何事。他们抓了多少人，三任经理都抓起来了，也没有抓到我的事情。
现在河北的舆论还是这个舆论，说程维高包了多少工程，程维高捞了多少钱。（他们）想整你的话，就是把你整倒整臭。”
中纪委对程维高的查处报告认定：
“经查，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
“做人可以，做官不行”
笔者在2008年秋第一次见到程维高的时候，他刚被诊断出得了早期肺癌不久，经过治疗，身体状态还很不错，也很乐观。
在常州的日子里，虽然称不上深居简出，但他很少跟媒体往来，几乎从不接受采访。他告诉笔者：“中央是有规定的，不让我接受海外记者的采访。”
程维高送给笔者的名片很特别，那是他专门找人制作的，名片的正面除了写有他的名字、手机号码与住宅电话号码外，还写着“坦坦荡荡一布衣，光明磊落田舍翁”一行字，背面则有这样一段话：
“十五届中央领导人曾告诫我：‘你尖锐有余，城府不足；’十五届中纪委领导也曾给我指出：‘你太直。你做人可以，做官不行。’我退下来才真正懂得当官不仅要学会做人做事，还要懂官道，学会官场一套。”
对于程维高的病情，周围的老友都很关心。
曾做过常州常务副市长、南京市委副书记的汤永安是其中的一位。这是对程维高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早年程维高进常州市政府工作，就是做汤的秘书。
一位常州政界人士向笔者介绍，汤永安是程维高的“伯乐”，“只要有机会，汤永安就会推荐他。”
程维高也对笔者说，汤永安是他的老师。
汤永安是这样评价早年的程维高的：
“直爽，肯干，有豪气，猛打猛冲。”
“比较坚持，有风骨，他不赞成的，可以跟你吵架。”
在程维高给汤永安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上下合作很默契，“把事情交给他，总能办好，硬得很。”
程维高很尊重汤永安，在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每回常州，都会来看望汤永安，二人无话不谈。
一次，有人为程写了一个电视剧本，说他这个省委书记如何不畏强暴，主持正义，程带了稿子给汤永安看。
“我翻了一半不翻了，”汤永安说，“我劝他，千万不要搞这个事，这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程维高后来也就没有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联系到后来“政治文学”作家师东兵为湖南某官员写传记引起的非议，汤的劝阻可谓恰到好处。
程维高回到常州，汤永安常去看他，并劝说常州或南京的其他一些人也过去看程维高。
汤永安认为程维高虽犯了错，受了处分，但作为老友，大家也应该原谅他，更应去给他“暖心”。
程维高刚回常州时，对他程的调查还没有停止，其住所还在监控中。汤永安说，那时他去程宅，“一下汽车，就被监控到了，后来纪委还放录像带给我看。”
在程维高生前，汤永安认为程维高的病很危险，“他有心脏病，血管里是放了支架的，还有糖尿病，心血管梗塞。”
他一再对程维高讲，“不要再出去吃饭了；要摆脱，摆脱，再摆脱；这些身外之物，是过眼云烟，应该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变成一个新人，换一种境界；不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你的病就不会好。”
后来程维高自己也悟出一个道理，他告诉汤永安：“当你得到了什么，必须回想一下失掉了什么。”
在汤永安看来，程维高得癌症乃是“情理之中”：
“这几年，他的压力有多大啊！几乎全国都调查了，他家的房子都给查封了。现在他儿子的官司还在打呢，人跑到加拿大去了。他的女儿因为偷税，也受罚了。好多的事情，弄得他太‘窝囊’了。”
对于针对程维高本人的调查，汤永安说，程维高“来一个就顶一个，来一步就顶一步”，“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了4年。我跟他说，你这么搞法，非生癌症不可。”
而程维高晚年的心境，按照汤永安的说法，一是不服，二是不想再去“明辨是非”了，“他没有力量了，也没能力再去挑战什么了。”
台下是非乱如麻
即便如此，对于媒体有关的报道，程维高还是很在意，特别是在刚回常州的那段时间里，每有这种报道，他都会看得很仔细，并把认为是失实或者歪曲的部分记录下来。
程家的保姆说，“他记了70多条。”
2008年5月，香港一家杂志以《程维高不戒色》为题登了一条消息，说他回南京探亲，到夜总会寻花问柳，被公安抓获，“拘留3天，罚款5000元，中直机关纪委已责令程维高反省检查，听候处理。”
“这是无中生有！”在2008年的那次见面时，程维高拿出这本杂志给笔者看，说，“那时我根本不在南京，还在北京301医院。”
为了这个事，他曾给出逃到加拿大、仍被通缉中的儿子程慕阳打电话，程慕阳只能表示“别管他”。
另一件此类事件发生在2006年，江苏一家都市报转载了一篇关于程维高的报道，“编者按”里说“程维高纵容指使李真，两人共同犯罪”。
这让程维高大为光火，一度要诉诸公堂，让报社道歉。
后来是汤永安阻止了他，“我说你是吃饱饭没事干了，打这官司你能赢吗？”
后来，程维高还是找到这家报社，报社表示今后关于程的稿件不再刊登，这才作罢。
根据中纪委最后的处理决定，程维高没有“犯罪”。
2006年9月，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干以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解释对程维高问题的处理时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程维高应当负刑事责任，司法机关现在也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证据，“因此给予他党纪、政纪处分”。
受了处分的程维高，保留着副省级待遇。
常州一位政界人士告诉笔者：“给他配有一辆车，一个驾驶员，都是从河北转过来的。”
因此，细心的人士会在常州程维高的家门口看见，那里总是停放着一辆挂着河北车牌的奥迪车。
“开除党籍，还保留部长待遇的，在中共党史上，这是第一个，没有第二个。为此，中央的压力也很大。”前述政界人士说。
这样一种特殊状态的存在，也从一定角度佐证了程维高事件前因后果的复杂程度。
一位曾深入报道过李真案，以及河北官场生态的北京媒体人，在有机会跟程维高当面交流过一次之后，曾感叹“对这一层级的政治，其实我们仍缺乏认知能力。”
对于程维高的离世，他称之为“善终”，并说，“不易。”
盖棺定论
“我的心情很平淡，”郭光允这样向笔者形容他得知程维高去世时的心情，“我并不恨他。”
程维高去世后的几日内，郭光允接到很多亲朋打来的电话，都是关于程维高去世消息的，“有些人还说了一些很解气的话”。
但是，程维高毕竟离开河北很多年了，影响力小了，关于他的事情，也渐渐被人淡忘了，因此他的去世，也并没引起过多的波澜。
郭光允没有见过程维高，当年只是报纸、电视上见到有关他的消息，郭光允对程维高的印象是“这个干部有点情绪化，是个有个性的干部”。
郭光允说，程维高刚来河北时，他们都很拥护，感觉程维高比较开放，相对于前任省委书记邢崇智，程维高从开放地区来，开放意识比较强。
“他来了，抓经济建设，抓城市建设，还是有力度的。后来，包括跟邢崇智闹矛盾，无形当中，对他的形象也是一种损害。”
邢崇智夫人说：“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我家老邢。”这或多或少，程维高起着一定的作用。
而在1992年底的时候，有中央领导路过河北，临时停靠邯郸，邢崇智跑去迎接，竟然没人通知程维高。
这种违背规例的做法让程极为气愤：“这种歪点子，绝不是警卫处敢出的。”
笔者了解到，在离开河北直至去世，程维高只回过一次河北。
河北政界一位程维高的老友告诉笔者，那一次，程维高先是飞到北京，看了一些老朋友，又到石家庄，住进省人大宾馆。
“过去他在职的时候，在河北待了10年，提拔了多少干部啊，我跟他开玩笑，说提拔了有一个团。
但他来了之后，没人理他，他过去最信任的那帮干部，有的说身体不好，有的说在外地，有的说见你影响不好，没人露面。”
后来只有程维高的这位前同僚过去看了他，并请他在江苏饭店吃饭。
程维高这次返冀，是因为遗留在省委家属院里的房产问题，他回常州后，原先在省委大院居住的他的小楼就紧锁了门，闲置着，“后来他问组织上他在河北的房子怎么办。”
河北通知可以给他20万，程维高不同意，“给组织部、办公厅写了不少信，认为不公道。”程认为他买了产权的这个房子，应按照市场价格来作价。
为了这件事，程维高曾去找河北当时的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坚决不见。
后来房产问题以支付给程家约120万元的方式得到解决，程维高之后再没有回过河北。
关于程维高在河北的后期经历和最终离开，在2010年12月28日追悼会上散发的“生平”这样描述：
“1998年10月—2003年1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3年12月离休。到人大工作后，程维高同志认真落实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依法履行职责，提高立法质量，强化监督工作实效，加强机关队伍建设，促进全省的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生平”最后说：“程维高同志安息吧。”
来源：凤凰周刊（作者刘向南）2003年8月9日，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同时给受到程维高打击报复的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平反。
媒体报道后，河南省一位河北籍的老厅长李XX寄给郭光允一封信，讲述了程维高在河南的一些往事。
郭光允同志：
你好！
看了报道后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也敬佩你的斗争精神。
对于河北人民听了程维高被揪后爆发的感情，河南人民也同样高兴，党组织为你申了冤，也给河北人民出了气。这也是我党反腐败斗争又一胜利。
程维高在河南工作期间拉帮结派，不到两年把河南省搞乱了，说到省委，省委不团结；说到省政府，省政府不团结，7个省长中就有6个反对程维高（这6个都是副省长，剩下的正省长是他自己）!
为此中央派了强大的工作组进驻郑州，他们在豫工作了四个月才查清了原因。和程维高一伙的一个省委副书记被就地免职，降两级调出了河南，重新调整了河南领导班子。
但程维高并未吸取教训，认真思过，到河北省后变本加厉。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绝非偶然。
程调河北后，我曾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邢崇智写过一封信，请邢书记对程维高多帮助多教育。以防给我家乡人民带来灾难（当时我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
因为程维高在河南的表现实在不像一个我党的高级干部，他的一些表现直接损害了我党的形象。
我们一些老厅长、老局长在一起议论程时有个形容：程维高是“一高、一狂、三差”干部。
“一高”是，不知他哪来的那种莫名其妙的高傲；不尊重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同志，当时河南六位副省长一个团结不住，给人的印象是：他才是河南的一把手。
“一狂”是，开大会时动不动就训斥人、骂人，有些老厅长被骂后只能苦笑一下。再不然就是要处理这个撤掉那个。他好像是封建社会的皇上，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味道。
“三差”是，政治素质差：组织纪律差；道德品质差。人称“程二蛋”。
总之，程维高在河南工作时间短，没来得及给河南造成重大损失，但他在河南干的错事也不少：莫名其妙被他打击迫害的干部大有人在，为亲属抢揽工程谋暴利（比如河南国际饭店的装修工程）。程维高的“高烧不退”就在于此。
中纪委抓出程维高，为党立了功 …… 是十六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一大成果！
来源：《我告程维高》（郭光允著）【延伸阅读二】
程维高的最后7年提起程维高，76岁的张佩斐眼中泪花闪动。2010年12月28日，她相濡以沫多年的老伴、充满争议的京畿大吏 —— 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在常州中医院，走完了78年的人生历程。“走得很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张说，从9月起，程维高就因肺部肿瘤恶化，住进医院，在病榻上辗转3个月之后，终因化疗加上白血病、糖尿病等多病因导致脏器衰竭，撒手人寰。追悼会上，程被河北官方（据称经过中组部审定）盖棺定论：“在河北工作期间，他不断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的强烈意识，积极进取，雷厉风行地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为河北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到人大工作后，程维高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依法履行职责、提高立法质量、强化监督工作实效、加强机关队伍建设、推进全省的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很多人为程送去了花圈，包括一位国务院原副总理。而程的一位在常州的老领导，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当场焚烧——风风雨雨几十年，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地方，安心地去请教马克思吧！常州，作为程维高起步之地，终成他的长眠之乡。由于程突然离开石家庄，河北主事者十分惊慌，他们认为程有潜逃国外的可能，于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程维高是2003年1月从石家庄回常州的。彼时，一场由“河北第一秘”李真引发的舆论风暴正值高潮。在很多媒体的叙述中，程“连夜离开石家庄”，几乎是落荒而逃。“事实上，我们当天早上出发，走了9个小时才到常州。”张佩斐说。归途并不轻松。程维高生前回忆，2002年春节以后，他开始为省人大主任即将卸任后的生活做安排。在河北当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是“受苦受难的13年” —— “前9年工作还算过得去，但也是极度艰辛，欢乐少、烦恼多，后四年一直都在被审查的环境下生活。”“整整四年多，我被许多人看成是党内腐败分子、经济犯罪的嫌疑人，决心在卸任以后，不再在河北多待一天，立即离开河北 —— 2003年1月10日，省十届人代会一开幕，我既不是代表又不是主席团成员，我就回到了常州。”甚少有人知道，早在2002年11月，纪委部门即找到程，宣布“对其核对问题，不要离开石家庄”。现在，他“擅自离开石家庄”，于是，在其回乡十多天后，纪委便赶到常州，劝其“仍回石家庄，进一步核对问题”。程维高拒绝了这一要求。他的理由是，“常州不仅生态环境好，更重要的是政治环境好，常州的朋友是琢磨事，不琢磨人。”后来，纪委相关部门不得不认可了他这一既成事实的行为，但同时又告诫：“希望你不要离开常州。”河北省政府办公厅一位退休厅级干部向本刊记者描述，由于程突然离开石家庄，河北主事者十分惊慌，在他们的观念中，程的儿子程慕阳滞留加拿大，那么，程也有潜逃国外的可能，于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在常州的家中，相关部门“前后三次”“组织了队伍”，对程维高“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与核对”，重点问题是：李真是怎么调动、提升的？吴庆伍怎么下海到香港定居的？程慕阳经商一事；郭光允劳教一事 ……2003年8月8日，一切尘埃落定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最终，尽管心中“有不同意见”，但面对中央的决定书，程维高还是签下了“服从中央决定，感谢中央对我的关心”这15个字。
随着时间的流逝，程维高“慢慢也想开了，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渐渐地，他的兴趣转入历史和装修家园之中。程维高的不平之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直接诱发了他对过往几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他的多年老友陈源潮回忆，刚回常州的那段日子，程维高大部分时间闭门不出，很少和外界接触。一次，他女儿给其房间买了个漂亮的吊灯，没打招呼，就装了上去。结果，他大发雷霆，“像鬼火一样暗，你让我怎么看书？！”“火发得莫名其妙，其实灯真的很漂亮。他内心有纠结，无法释怀。”他的一位朋友说。当老朋友找上门，那种逆境中的感动，他溢于言表 ——“有一天，下雨，我去找他，没想到，他已撑着伞，在路口等我了！”陈源潮说，雨中等待的程维高，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常州日报》的记者沈向阳和程维高是忘年交。有一次，沈向阳在老鬼著的那本《母亲杨沫》中，发现了这样的情节：杨沫为给抗战时期的堡垒户王汉秋平反，四处奔波，最后找到程维高那里，程批示予以复查。书中，程维高的批示清晰可见，而当沈向阳向程维高说起此事时，程维高已记不大清楚了。但看见老鬼能在正式出版物上秉笔直书，他甚感安慰 ——“老人眼含泪花，嗫嗫连声：‘你请他来常州玩，麻烦你，一定要代表我邀请他！’”陈源潮回忆，在回常州初期，程维高无法平复自己心头的不平之气。尤其是中纪委的处分公开后，媒体大加报道，周围的朋友多给予他同情、劝慰之言，更加重了他这种感觉。一次，陈源潮、程维高和几个朋友一起，到皖南游玩。席间，谈起被处分之事，程又流露出不满之意。陈没有像惯常那样劝慰，而是斥责：“处理你是应该的，中央将河北交给你，结果你兵败。不该吗？！”程维高表示出惊诧。陈源潮接着分析：“你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多年，一帆风顺，身上带有毛时代的痕迹，又有改革开放初期敢想敢干的强人风格，是一个过渡型干部，进入河北，还按照过去的思路开展工作，不失败才怪！”听了朋友的痛批，程维高半晌无言，后来才回应：“你让我回屋想想。”第二天，他告诉陈：“你讲的还是有道理的。”“虽然他认为我讲的有一定道理，但依照他的脾气，他认定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服输的。”陈源潮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2006年中纪委又宣告“没有发现程维高该负刑事责任”后，程维高“慢慢也想开了，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渐渐地，他的兴趣转入历史和装修家园之中。一年春节，他心血来潮，让朋友给他讲清宫十三朝的历史，当有朋友讲到左宗棠带着棺材打新疆，他“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珠子瞪得多大”。那时候，他才知道，《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是他的常州老乡。这让他感慨：历史了解得太少，读书读得太少！帮助其写回忆录的清华大学毕业的“老王”说，程维高常冲人发火，脾气耿直。可是，从他2005年与其接触后，五六年时间，程维高从未向他发过火。相反，当程的司机因为看人们都喊“老王”也跟着喊时，被程大加训斥。基于这个语境，谈起共事多年的高官们，程维高说他佩服的一位是原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究其原因，是杨搬家离开河南的时候，程维高发现他车上装的全是书 —— 他认定杨是一个读书人。
去世16天之前，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退休后，在很多常州朋友眼中，程维高依然性情耿直、直率敢言。沈向阳说，他曾问程维高一个问题：“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程维高的回答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2001年，李真案发，媒体大幅报道，程维高曾亲自写出3万字的材料，上呈中央领导，指出某周刊报道中“有15处地方失实”。被反驳后，通过中间人，他又与该周刊主创人员在石家庄协调。再往前一些，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到达河北。有人向巡视组反映他的问题，他选择的不是座谈与协商，而是上书中央、直陈不快，直接激化了和“三讲”巡视组的矛盾。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程维高被其定性：“（程维高）歪曲河北三讲教育的情况，拒绝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坚持错误，以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形式上对抗巡视组及广大对他提意见的干部群众 ……”多年后，程维高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认为自己“不够圆滑”，如果违背性情说一些套话，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拿捏，究竟“是要做人的圆滑，还是要做人的忠诚”？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做人比做官要紧。他说，我宁可这样了。曾和他在石家庄见面的某周刊记者，2005年赶到常州与他对谈。他先是介绍自家别墅的由来，再直接跳到民主问题，让该记者“颇觉意外”，因为，这与他对程维高的想象“相差太大”。记者的问题也直截了当：“我在河北采访，多数人都认为你比较霸道，并不民主啊！”程并未表现出恼怒，回答得也颇坦诚，他说：“是！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那段时间，程维高自制了一张名片，上面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维高。熟悉他的沈向阳感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心里的压抑，且在有限的范围内，真的很可怜。再后来，江苏有媒体对他进行报道，他认为报道不实，起初要打官司，后在朋友劝说下，再次给中央领导写信，以求公道——“作为一个公民，我还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吧。”他这样说。当然，石沉大海。2007年春节前后，心血来潮的程维高，自制了一张贺卡，散发亲友，上面写道：“一生大起大落，我无愧于人民 …… 2003年中纪委认定我违纪，主要错误是‘独断专行，对于李真犯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纪委主要负责人托人给我讲，处理我是从严治党的需要。”2008年春节后，由于肺癌的缘故，程维高开始经常和医院打交道。较真的性格依然处处体现。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有一味中药说有毒性，他就拿去化验，看毒性究竟有多大。结果，消息传到医生那里，很多医生不敢再给他看病。2010年12月12日，他去世16天之前，在上海瑞金医院病床上的他，给常州的一位朋友打去电话。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来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陈磊）同期发布 ⦿ 欢迎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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