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丰琳 著 张弛 译 刘文锁 审校 | 西方学界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概况
来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
西方学界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概况[1]
〔意大利〕丰琳著 张弛译 刘文锁审校
新疆史前考古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中国和俄罗斯采用的考古学理论不同，现代西方考古学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即所谓的“新考古学”，其流行范围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当前西方学者对中亚、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方兴未艾，因此，笔者旨在回顾近25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相关领域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介绍，以期促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术交流与互动，为未来的合作研究提供更多便利。
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除有限的俄文和中文材料外，西方学者对于中亚和新疆的考古发掘工作知之甚少。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西方学者在研究世界史前史时，常将中亚与新疆排除在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情况开始改变。有关欧亚草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资料逐渐开始向西方开放，这一切也有利于东西方之间展开更好的合作研究。克服语言障碍使得获取信息变得更为容易，但有关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上的分歧却是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
事实上，这种理论和方法上的思想碰撞不但引起了学者间的激烈辩论，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诠释欧亚史前史。在这一方面，联合研究项目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石器时代考古方面，中国、俄罗斯与西方团队的合作研究早已轻车熟路，这也为双方共同研究新问题和创造新理论奠定了良好基础。[2]
1.中亚、新疆考古研究之缘起
欧洲探险家对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正值英俄两大帝国角力中亚之际。英俄在该地区的探险并非完全出于学术目的，而是为了创建考古研究的“势力范围”，使其成为增强政治力量的工具。[3]除斯坦因(1862～1943)和斯文·赫定(1865～1952)的零星调查外，还有著名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1935)。1940年代后，苏联和中国的考古研究均由苏联和中国的考古学家实施。由于冷战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东西方关于中亚和新疆研究的交流基本中断。此外，尽管新疆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从未停止，但中国的成果却很少被西方学者所知。因此，西方学者很少出版相应的研究著作，中亚和新疆的考古研究在西方沉寂了几十年。[4]上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早期西方探险家们在新疆的探险报告和考古报告外，只有极少数的论文被西方学者所引用。[5]在这些论文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基思（A.Keith）在罗布泊所做的体质人类学考察，[6]萨莫林（W.Samolin）对塔里木古老文明的民族志分析，[7]以及斯文·赫定博士中瑞西北科学考查的报告（1937年由斯文·赫定基金会出版[8]）。
2.发展阶段
（1）1980年代：第一阶段的探索
1980年代，受考古学科学化的影响，西方学者对互动和长途迁移现象兴趣渐浓，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中亚、新疆史前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在数量上仍然非常有限，但在这十年里出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出版物：最有名的是科尔（Ph.Kohl）的著作《中亚的青铜文明：苏联时代的发现》《中亚的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9]和戴蔻琳（C.Debaine-Francfort）的论文《自原始至汉代的新疆考古》，[10]后者是第一次“西方试图”建构中亚史前史的框架。科尔和戴蔻琳在他们的论著中，明确指出新疆和中亚在世界史前史中的重要性，以及提出新疆史前文化与草原文化、费尔干纳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设想。
（2）1990年代：西方的研究
1990年代初，欧、美学界对考古学理论的争论波及到中亚、新疆史前史研究领域。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善，西方学者开始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同行展开合作，西方学者甚至能够接触到部分遗存的一手资料，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为共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有关中亚、新疆的英文出版物不断出现，一批俄罗斯和中国的学者开始被西方所熟知，例如切尔内赫（E.Chernykh）、安志敏、梅建军等。[11]
第二，在欧洲和美国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中亚、中国史前史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与会议的学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学术思想也不尽相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三，跨学科项目开始引入中亚、新疆的考古研究中，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如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冶金考古学和史前语言学等领域。这使得学者从更大范围和更多角度去探索史前史研究。如在冶金考古领域，中西方学者一直在激烈争论中国铜冶金是否独立起源的问题；而在史前语言学领域，各国学者正在尝试解决印欧语系传播的问题，其中一个方向就涉及到欧亚草原马的驯化与扩散。[12]
在国际合作精神指引下，中国考古学家迅速接受了科技考古的分析方法，并结合不间断的实地调查和细致入微的类型学分析，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一套非常可靠的年代学框架。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法自20世纪60年代末传入中国后，其测定技术和精度已不断提高，中国学者已通过碳十四技术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前绝对年代序列。[13]
遗传学的进步使得学者研究古人类DNA成为可能。这些DNA分析最初主要在西方国家进行，用于研究古人类的遗传信息。[14]1998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DNA实验室，其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新疆古代的干尸。
分析古代金属的各种方法，如电子扫描显微镜(60年代)、铅同位素分析(60年代)、原子吸收光谱法(60年代)、矿渣分析(80年代)、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和发射光谱法(90年代)，早已用于研究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时代。[15]目前这些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欧亚大陆东部和中亚草原金属材料的检测。[16]
在环境考古方面，更复杂的计算机软件已用于对沉积学、地球化学和孢粉学的研究中，使得学者们对欧亚草原局部的古环境、古气候和古植物学知识明显提高。[17]
1990年以来，考古学理论与技术的创新使得考古学家对史前中亚的兴趣愈加浓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中期后，新疆地区的干尸不但引起专家的好奇，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由塔里木干尸引发的风潮，将使新疆史前研究成为未来西方关注的焦点。
（3）21世纪：走向更富有成效的合作
198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出国深造，部分外国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进行参观和讲座。自90年代起，中国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在国际会议上，中亚和新疆史前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在过去的15年里，开展国际合作项目被认为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进入21世纪，中国与西方间开始以学生和学者为中心进行学术交流与互动。例如北京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最近成立的一个联合项目，旨在指导学生在这两校学习古代中国和中亚研究的现代理论与方法。[18]2008年，哈佛大学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建立富有创造性的合作项目，项目名称为中国考古学家的国外培训。中国学者接触西方的方法、主题和理论，目的是丰富他们的西方考古学知识。[19]
在过去的15年中，许多中国大学已经向国外学者开放，许多高校的考古系也把“考古学理论”作为外国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某些高校甚至完全用英文授课，例如厦门大学和吉林大学的一个国外博士项目，而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博士和博士后学位项目中，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也以英语进行授课。此外，在中国高校的考古系中，中国传统考古学理论与西方考古学理论课程相结合，让学生能更加清晰地了解考古学方法的全貌。[20]
联合考察项目逐渐增加。上世纪90年代，只有少数西方机构能与中方联合进行实地考察项目，[21]而从2000年开始，联合项目数量大大增加，更多的西方学者能够参与到考古调查中。这些目标不仅是完成一些简单的报告，而是涉及到诸多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如中国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对早期文明产生的影响。2000年初，有五个著名的国际学术机构和大学[22]建立了青铜时代甘肃河西走廊畜牧业的合作项目，项目包括召开学术研讨会、区域调查、考古发掘等。[23]
2005年，哈佛大学、北京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台湾大学等高校联合组织一项考古调查项目，对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进行发掘，从中采取到大量植物考古样本，对研究早期小麦的传播意义重大。[24]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不同国际机构间合作的新平台。通过世界各地图书馆和大学的国际数字数据库，学者们可以分享更多的学术资料。目前最成功的网上数据库便是“国际敦煌项目：网上丝绸之路”，它为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了大量免费的在线材料。[25]该项目最初成立于1994年，主要由英方负责。2001年后，其他国家的学术机构开始加入。目前加入该项目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英图书馆(伦敦)、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东方手稿研究所(圣彼得堡)和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等。
在过去的25年中，西方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新疆与中亚史前研究的著作，涉及到了诸多的研究领域。西方学者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最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主编为丹尼（Dani）和马松（Masson），主要介绍的是从文明的曙光至公元前700年该地区的历史与文化。[26]另一本著作是雅各布森（E.Jacobson）1993年出版的《古代西伯利亚的鹿女神》。该书从传统艺术的角度，分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南西伯利亚与中亚北部的文化，如贝加尔新石器文化、阿凡纳羡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27]1994年，赫伯特（T.F.Hiebert）出版其著作《中亚青铜时代绿洲文明的起源》，介绍了土库曼斯坦文化部和莫斯科考古所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Bactriana-Margiana）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并尝试探讨了该地与中亚其他地区进行的文化交流情况。[28]1995年，由巴什洛夫（A.V.Bashilov）和亚伯朗斯基（A.L.Yablonsky）等主编的英文论文集《早期铁器时代的欧亚草原游牧民》出版，该书收集了1960～1990年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中亚发掘和研究的材料，内容十分重要。[29]同一年，寿（F.Jenny So）和班克（C.Emma Bunker）出版了《中国北方边境的商人和骑手》一书，讨论了中国北方游牧部落与中原地区的互动与交流问题。[30]
此类著作反映出西方学者关注于中亚游牧民族的游牧环境与史前丝绸之路的存在。他们将欧亚草原视为一个整体，并强调区域内文化与技术的交流与联系。[31]
在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新疆的特殊地位开始被西方学者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科尔就对西方同行指出：倘若脱离了新疆的考古材料，任何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都将缺乏严谨性。[32]近十年来，西方学者多倾向于研究新疆在整个欧亚大陆交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只有少数著作涉及到新疆的一些遗址，有的仅提出一些时空框架，而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史前时期新疆与欧亚大陆经济上的交流，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干尸及其纺织品的研究方面。[33]
1994年，《探索发现》杂志出版了一期有关新疆塔里木盆地干尸的特刊后，[34]引起了西方考古学者和纺织品专家的关注，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Mair）、洛杉矶西方学院的巴博（Elizabeth W.Barber）、哈佛大学的艾琳·古德（Irene Good）。梅维恒是西方学者中较早关注塔里木干尸的学者之一，他的《塔里木干尸》一书考察了塔里木盆地的墓葬遗存，并探讨了这批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群的“种族”关系。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如《塔里木盆地史前高加索人尸体》《基因、地理和语言年代学：史前晚期与历史时期的塔里木盆地》《中亚东部的干尸》。[35]
巴博在研究后认为：新疆出土的纺织品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论文中，如《塔里木盆地青铜时代的织物与纺织：楼兰与哈密》、《织工眼中公元前2千纪塔里木盆地的纺织品》。其著作《乌鲁木齐干尸》也在1999年出版。[36]
艾琳在著作《新疆哈密青铜时代的斜条纹织物》和《塔里木盆地史前纺织品的社会考古学》中，尝试从服装的结构和样式出发，诠释纺织品在史前的社会学功用。在论文《新疆古代织物染料的特征》中，作者通过分光光度法和液相色谱—质谱检测法等技术，试图找出各颜色染料的产地及其来源。[37]
此外，新疆出土的干尸还引起了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和分子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例如意大利萨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assari)的保罗·弗兰克兰西（Paolo Francalacci）、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韩费尔（Hemphill）、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的詹姆斯·马洛里（James Mallory）和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的卡瓦利·斯福扎（Cavalli Sforza）。他们的研究证明，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族群是东西方人群混合的结果。弗兰克兰西在《新疆古尸的DNA分析》和《中国新疆古尸DNA分析再研究》中指出，塔里木盆地的干尸携带有欧洲人的基因。[38]而韩费尔和马洛里指出，塔里木干尸的颅型与南亚人较为相似。[39]
值得一提的是卡瓦利·斯福扎的论文《基因、人群和语言》，通过对塔里木干尸的遗传检测，再结合考古学和语言学等研究，对该地区的古人类来源进行了推测。[40]
近年来，中国与西方在遗传学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旨在对新疆的古代族群进行研究，参与者包括吉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重要学术机构。详细内容可以参见《早期青铜时代塔里木盆地的东西方混合人群》一文。[41]
古代中亚的冶金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因此该领域成果显著。大部分关于新疆地区的研究，仍然是由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完成的。梅建军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Cambridge）完成的博士论文《史前晚期的铜与青铜冶金及其文化背景和邻近地区的联系》具有开创性。[42]作者通过对早期金属和炉渣的技术分析，试图重构新疆与邻近地区的早期冶金史。关于新疆古代冶金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匹兹堡大学的林嘉琳（K.Linduff），其著作《从乌拉尔到黄河：欧亚东部的古代冶金》中有相当篇幅涉及新疆及邻近地区的冶金起源。[43]
动物和植物的驯化以及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在中亚草原的驯化问题一直是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44]现代马的DNA检测表明，马在中亚的驯化存在多源性，而不是单一起源的扩散。[45]尽管这一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目前尚未有涉及到新疆的内容。[46]
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各地，每年都有涉及新疆和中亚考古与历史等的国际学术会议举行。这类会议论文集出版很快，值得注意的有：
1987年10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了“中亚民族的游牧与定居：民族考古学的贡献”学术会，介绍了法国与苏联中亚联合考古的相关成果。[47]
1992年11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草原考古：方法和策略”研讨会，提出了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与艺术的考古学方法与思考。[48]
1996年4月，在美国费城举行了“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人群”国际会议，从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冶金的角度，集中探讨了关于新疆的研究成果与发现。
1999年11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移民与文化变迁：公元前第一、二千纪中东和中亚的文化转变”国际研讨会，探讨了在史前时代中亚的族群迁徙，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趋势。[49]
2000年4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金属与合金应用的起源”国际研讨会，探讨了俄罗斯与东亚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50]
2005年4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欧亚考古学会议上，一些年轻学者针对欧亚大陆多山区、草原、沙漠和沙漠的特性，提出应该以全局视野来研究欧亚历史的新方法。[51]
2012年11月，“南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遗产与新发现”国际会议在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举行。在会议期间，学者们通过中国和欧洲所存的档案和考古记录，分析该区域的历史和地理环境。
2015年3月，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与匈牙利驻印度大使馆联合，在新德里举办了一次关于斯坦因的图片展，及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斯坦因及其南亚和中亚遗产：近期的发现与研究”（Marc Aurel Stei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Legacy：Recent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内容主要涉及斯坦因在新疆和敦煌等地的考古探险。
20世纪后半段，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学术期刊都致力于研究中亚地区历史和考古的新材料。更为重要的是，部分俄罗斯考古期刊也开始用英俄双语发表研究成果。笔者将部分西方学术期刊及其网址列举如下，读者可自行通过互联网进行检索。
《印欧人研究》（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1973年创刊，缩写为JIES，季刊。主要收录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向的学术论文和综述。（http://www.jies.org/）
《中国柏拉图文集》（Sino-Platonic Papers），1986年由美国学者梅维恒创办，缩写为SPP，不定期。涉及中西历史文化交流、中亚考古等多个学科领域。（http://sino-platonic.org/）
《欧亚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Archaeology，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2000年由俄罗斯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院西伯利亚分院创办，缩写AEAE，有英语和俄语两种版本。主要发表考古报告、学术论文和学术会议报告等，是研究俄罗斯和中亚考古的重要资料。（http://www.archaeology.nsc.ru/en/publish/journal/jrAEAE_en.aspx）
《欧亚人类学与考古学》（Anthropology & Archaeology of Eurasia），前身为《苏联考古学与人类学》，缩写AAE。内容涉及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相关内容。（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 AllField=Anthropology+%26+Archeology+of+Eurasia）
《亚洲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4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研究协会（AAS）创立，缩写JAS。内容涵盖艺术、历史、文学、考古等多个领域，范围覆盖南亚、东亚、中亚等区域。（http://www.asian-studies.org/Publications/JAS）
《欧亚文物》（Eurasia Antique），1996年由德国欧亚考古研究院创立，双语年刊。最近，该刊拟出版一个新的书系“欧亚大陆考古”（Archaeology in Eurasia），已将大量苏联考古学家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有英语和俄语摘要。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0世纪20年代由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创办。内容包括古代东亚及其邻近地区的考古、美术品、建筑的相关研究等。（http://www.varldskulturmuseerna.se/ostasiatiskamuseet/forskning-samlingar/forskning/bulletin-of-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
《世界史前史》(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1987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创刊，缩写JWP，年刊。主要涉及东亚、中亚和非洲考古。（https://www.jstor.org/journal/jworlprehist）
在过去的25年里，西方学术界一直热衷于中亚和新疆的史前史研究，这一切得益于政治的稳定，以及考古学理论与技术的进步。俄罗斯和中国的开放，让西方学者有更多机会了解中亚和新疆的过去，使其成为世界史前史研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目前的研究仍然面临许多问题。
首先要克服由于政治等因素而导致的信息不共享。
以俄罗斯为例，在苏联时期，苏联政府每年支持的考古项目超过500个，每年发布的报告超过5000份，这使一个复杂的史前文化系统呈现在世人面前。例如，在西伯利亚西部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数个先前未知的考古学文化遗迹，如已披露的阿凡纳羡沃文化（3500～2500 BCE，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奥库涅夫文化（2500～1700 BCE，青铜时代中期）、安德罗诺沃文化（1700～1400 BCE，青铜时代晚期）和卡拉苏克文化等（1400～800 BCE，青铜时代末期）。这些具体报告主要由当时的苏联文化部门组织编写，材料主要保存在苏联科学院。由于这些考古学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相互承接，并与其西部、东部地区以及邻近的新疆地区存在联系，可视为中亚古代技术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参与者。不幸的是，关于这些文化的研究论文面世极少，还有许多考古学文化甚至还不被西方和中国学者所知晓。目前，仅有几部学者的著作被译为英语出版，如切尔内赫（Chernykh）的著作，而原始报告和新发现的材料，仅仅掌握在俄罗斯学者手中。
其次是中俄两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同西方之间的差异。在过去的25年中，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仍然是中俄两国考古学思想的主流，中俄考古学家的工作重点仍然在其境内，两者间的相互交流却很少。另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过度依赖于类型学的比较，习惯于用考古学补史，而忽视了物质文化以外的精神层面研究，这一点早在1954年就被福特（Ford）和斯图尔特（Steward）所指出。而傅斯年对于西方学者的批评也作出过有力的回击，他说：“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考古学家从不理会出土材料所反映的中国文化特性，而是一味的强调它们如何与西方有关。”[52]
虽然这种“方法论的质疑”一直存在，但中西方的交流与合作却在不断加强，也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提供了互动的机会。事实证明，这种因文化传统而产生的分歧是可以弥合的。
最后是关于网络资源共享的问题。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考古学资料的网络资源不能够实现全球共享，部分资料还没有数字化。因此互联网信息的改善，应该是未来几年最为迫切的，这样才能让学者更多地获取信息资料，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1]此文得到作者丰琳（Marchella Festa）授权汉译首发于本刊。
[2]Murowchicke Robert，“The State of Sino-Foreign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y in China”，in Orientations，1997，vol.28 issue 6，pp.26-33.
[3]有关“大角逐”（Great Game）及其对考古探险的影响，参见Karl E.Meyer and Shareen B.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Washington：Basic Books，1999.
[4]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in The China Quaterly，1965.23，pp.67-77.
[5]Hedin Sven，From Pole to Pole：A Book for Young People，Toronto：McMillan & Co，1914；Hedin Sve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1927-1935，Stockholm：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1944；Hedin Sven，Central Asia Atlas：Memoir on Maps，Stockholm：Etnografiska Museum，1966；Stein Aurel，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5 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Reprint：New Delhi：Cosmo Publications，1981.
[6]Keith Arthur，“Human Skulls from Ancient Cemeteries in the Tarim Basin”，inJournal of the Roya1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1929.59，pp.149-180.
[7]Samolin William，“Eth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arim Basin”，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58，vol.4，pp.45-67.
[8]有关发表问题的一份索引，可以参见下述网站：http://otago.ourheritage.ac.nz/items/show/8278
[9]Kohl Philip，Central Asia：Palaeolithic Beginnings to the Iron Age，Paris：E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1984.
[10]Debaine-Francfort，Corinne，“Archéologie du Xinjiang des origines aux Han：Premiére Partie”，inPaléorient 1988，vol.14，issue 1，pp.5-29.；Debaine-Francfort，Corinne，“Archéologie du Xinjiang des Origines aux Han.IIème-Partie”，in Paléorient，1989，vol.15，issue 1，pp.183-213.
[11]Chernykh Evgeny，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RSS：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An Zhimin，“Radiocarbon Dating and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China”，inWord Archaeology 1991，vol.3，issue 2，pp.193-200；Mei Jianjun，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y，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uring Regions，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65，Oxford：Archaeopress，2000.
[12]Renfrew Colin，“All the King's Horses：Assessing Cognitive Maps in Later European Prehistory”，in Mithen Steven (ed.)，Creativity in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London：Routledge，1998，pp.260-284.
[13]Hanks K.Bryan，Epimakhov V.Andrey，Renfrew Colin，“Towards A Refined Chronology for the Bronze Age of Southern Urals，Russia”，in Antiquity 2007.81，pp.353-367.
[14]Renfrew Colin，“From Myth to Method，Advanced in the Archaeology of Eurasian Steppe”，in Hanks K.Bryan，Linduff M.Katheryn，Social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Eur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XV-XX.
[15]Wan Xiang，“Early Development of Bronze Metallurgy in Eastern Eurasia”，in Sino-Platonic Papers，2011，Issue 213，pp.1-20.
[16]Singh N.Ravindra，Aspects of Archaeometallurgy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A Study of Metal Objects from North India and Thailand.Varanasi，2007.
[17]Grimm C.Erik，Tilia and Tilia-Graph，“PC Spread-Sheet and Graphics Software for Pollen Data，INQUA（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 Working Group Data-Handling Methods”，Newsletter，1990.4，pp.5-7.
[18]网站资料http://www.oir.pku.edu.cn/umich/english/intro/general_introduction.html
[19]有关哈佛大学与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的更多信息，参见http://www.fas.harvard.edu/chinaarch/field_projects.html。
[20]Linduff M.Katheryn，Drennan D.Robert，Shelach Gideon，“Early Complex Societies in Northeast China：the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in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2011 pp.45-73；Mei Jianjun，Rehren，Metallurgy and Civilisation：Eurasia and Beyond：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London：Archetype Books，2009.
[21]Murowchicke Robert，“The State of Sino-foreign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y in China”，inOrientations，1997，vol.28 issue 6，pp.26-33.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
[23]Katheryn M.Linduff，Robert D.Drennan，Gideon Shelach，“Early Complex Societies in North-East China：The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in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2011，pp.45-73.
[24]http://www.fas.harvard.edu/～chinaarch/field_projects.html
[25]http://idp.bl.uk/
[26]Dani H.Ahmad and Masson M.Vadim，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Vol.1，Paris：Unesco Publishing，1992.
[27]Jacobson Esther，The Deer Goddess of Ancient Siberia，Leiden：Brill，1993.
[28]Hiebert T.Fredrik，Origin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New Haven：Peabody Museum Press，1994.
[29]Davis-Kimball Jeannine，Bashilov A.Vladimir，Yablonsky A.Leonid (eds.)，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ley：Zinat Press，1995.
[30]So F.Jenny and Bunker C.Emma，Traders and R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Seattle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
[31]Boyle Katie，Renfrew Colin And Levine Marsha，Ancient Interactions：East and West in Eurasia，Cambridge：McDonald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2；Kuzmina E.Elena and Mair Victor，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
[32]Kohl Philip，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Recent Soviet Discoveries，New York：M.E.Sharp，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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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亚洲与非洲学院；译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博士生；审校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
编排：王文洲
审校：王常兴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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