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镜头下的张宏杰1996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15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当初投稿的那家杂志的回信。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写作改变命运的时代只有经历过80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是一个作家是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我身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又是一个对文化和文学抱着特别质朴的尊重的边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阳办事，手续繁琐，工作人员表情慵懒，公事公办，眼看着一天之内不可能办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机灵，对工作人员说，他是个作家！说着把我刚送他的一本书拿了出来。顿时整个办公室人都轰动了，每个人都站起来，争相传阅这本书。科长给我端来了椅子，请我坐下，另一个人递上了热水。人们如同对待一个前来视察的大人物。一路绿灯，很快全部办妥。在“作家”如此贬值的时代，此地对文字还保持着如此淳朴的尊重，那么可以想象20年前这种尊重会是何等盛大！古城里的人认为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并没有人教导自己热爱阅读，但是书籍几乎是小时候除游戏之外唯一的娱乐。记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游，我坐在大客车的第一排，手里捧了一本厚厚的《愤怒的葡萄》，因为看不懂而愤怒了一路。一个初中生看《愤怒的葡萄》，这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我们没太多书可读，另一方面，撞到手里的书大致都有着坚硬的品质，把每个读者都练成了钻头。浅阅读、轻阅读、软阅读这些词汇，当时尚未出现。80年代“疯狂”读书▌平庸人生的不平庸写作开始写作发生在上班一年之后。写作的动因相当简单：无聊。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副处级，能用公款请客吃饭，在小城市里有地位有面子，这是一个北方小城长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毕业进入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之后，我发现“混”和“熬”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事：一个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处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都用来打扑克。我记得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上班之后不久，我们科里几个人就把门上的玻璃亮子用报纸一糊，在里面拱猪、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这样的生活虽然自在，但时间长了，未免觉得空虚无聊。还有什么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呢？写点东西吧。写什么呢？什么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从小就爱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只要是带字儿的东西，不论天文地理医学农业生物自然科学迷信甚至日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所以截至此时，肚子里已经装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虽然“余秋雨”这三个字今天已坏了行市，但我从不否认，那种所谓“文化散文”的写法令我豁然开朗。这种纵横捭阖的叙述方式，正好将我一肚子的乱七八糟搅合到一起，一股脑抽出来。半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蒙古无边》《无处收留：吴三桂》等好几篇很长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无处收留：吴三桂》这一篇。对吴三桂感兴趣，是因为读了一本很薄的小书《叛臣吴三桂》，我发现，这个被严重脸谱化的人，年轻时居然是以“孝勇”闻名天下的，颇为时人称许。从道德至高点走到一叛再叛擒“旧主”以事新主，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地震和灵魂撕裂？我又买到刘凤云教授写的另一本书《清代三藩研究》，找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与吴三桂及那个时代有关的资料，从材料碎片中一点点复原吴三桂在重压之下如同蜗牛一样一层一层脱去道德面具的精神历程。从文体上，它非驴非马，不是纯粹的散文，也称不上小说。它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是一种合金体的怪物。后来还是评论家们给这一类东西定义为“跨文体写作”。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无处收留的“处女作”我决心要用这篇“吴三桂”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几页，他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连呼其他编辑来看……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宏杰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于讲述历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从此变样。收到稿费、参加各种笔会、同事们刮目相看的目光、逃离这无聊的工作……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传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像杰克·伦敦一样，开始怀疑邮路那头到底有没有活人做编辑。不过更多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文字方面的才能。……直到2001年，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钟山》杂志的目录栏终于写上：“《无处收留》，张宏杰”。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这五年，我由24岁变成年近30，它则餐风宿露，不眠不休，撞过了十几家杂志的大门，最终，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终于对得起它了。我记得大学期间我在《钟山》上读到的大量好东西：苏童、余华、贾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隐隐有了与他们，这些我昔日的文学英雄并肩站在一起的感觉。▌湖不在那里，世界变了后来也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当“作家”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是会收到如潮反响的。可是，没有任何读者给过我反馈。也没有任何评论家者注意过我的存在，甚至我身边也没有任何人表示他们读过我的东西。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原来湖不在那。

椅子上有一个铭牌，上面用英文镌刻了两句话，一句中文，英文：“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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