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界 |《管理世界》“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基于互动治理的视角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是政府运用数字技术回应公众复杂需求的重要工具，已经嵌入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级和方面，深刻影响、改变和重塑了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以及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不仅仅是政府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服务，而且是政务理念、服务流程、组织架构、监督评议、绩效评定等方面的优化再造，实现了政府的“重新组织”。 我国政务服务的改革之路经历了道路探索、重点明细、全面部署三个阶段。初期，政府通过开展各类试点工作，逐步摸索出了以“电子政务平台”“一号一窗一网”“一网一门一次”为发力点的改革道路。随后，2016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明确提出要整合构建全国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此后，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2019年建成“好差评”制度体系，2020年推进“跨省通办”，2021年设立“7×24小时”便民热线，推进移动端应用建设。2022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更是从数字政府建设的高度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改革的持续推进，政府服务企业和公民的主渠道从线下搬到了线上，深刻改变了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互动的方式。因此，针对当前“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深度互动的情景，揭示互动关系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机制，既是当前理论研究关键议题，又是寻找营商环境优化路径的重要突破口。

事实上，政府大力推进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既实现了一种治理结构的重构，又实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功能目标，两者有一种“结构—功能”的关联。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多仅验证数字技术加持下政务服务与营商环境的相关关系，未能从学理上提炼“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如何内生影响政务服务与营商环境的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把营商环境变量嵌入到“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之中，系统研究“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本文基于互动治理的视角探究“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优化营商环境的内生机理？特别是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互动意向、互动工具和互动行动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效果是否存在层层递进的链式关系？上述三要素间的互补性、平衡性特征会如何影响营商环境优化？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2017~2020年中国241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互动治理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的效果和机理。并进一步探究了互动治理要素间的互补性、平衡性、递进性等特征，政务服务效能与交易成本的中介机制以及相邻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与营商环境关系的影响逻辑。

研究发现：（1）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有效互动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互动意向层面，不同类型的主体在平台的参与规模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在互动工具层面，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的单向和双向信息交流互动确保了主体间深层次的沟通，构建起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更加有效的互动合作机制。在互动行动层面，自然人和法人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便捷、高效的政务办理体验会提升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改善的获得感。（2）互动意向、互动工具、互动行动之间的互补性、平衡性以及递进性特征正向影响营商环境。（3）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互动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链条中政务服务效能提升与交易成本降低发挥着中介作用。（4）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互动治理对营商环境的优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加大主体参与→强化信息交流→优化政务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发展三步走的政策思路。首先，加大主体参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力度。通过行政命令，促使政府各行政部门应加尽加“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同时，要消除数字鸿沟，让更多的公民学会使用政务服务平台。其次，强化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现有效沟通。政府主体应积极对最新热点政策措施进行解读回应，便于公众最大限度理解最新政策。同时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媒介，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进行高质量提问和高效率回应，实现有效沟通。最后，优化政务办理效率和质量。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扩大网上办事的事项；基于业务流重构业务办理流程；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提高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本文的创新之处及理论贡献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互动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逻辑机理，探究了互动意向、互动工具、互动行动提升营商环境的链式关系及其内在的互补性特征和平衡性特征，丰富并拓展了现有互动治理理论的应用情景。第二，厘清并验证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路径，即存在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和交易成本降低两条主要路径。第三，利用中国2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上述理论，并发现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间的低效互动参与和无效互动交流对营商环境优化的抑制作用，为实证研究文献提供了中国证据。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选择典型案例，深挖不同情景下“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呈现出的不同互动治理模式如何影响营商环境的共性规律和异质性特点。

本文构思于2021年初，参加了“营商环境评价论文工作坊”，并向《管理世界》投稿。整个投稿与修改过程中，审稿专家从文章的核心概念、学理逻辑、机制分析、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历经多轮修改，稿件质量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回顾这篇文章的创作过程，我们再次深刻认识到抓住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中国管理实践的新动态、新问题，并揭示其新特点、新规律和新机理的重要性。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的最新进展，深挖中国情境下二者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坚持做扎根中国大地的科学研究。最后，非常感谢《管理世界》编辑部，编辑部老师们非常认真负责且高效，是我们共同的努力确保了这篇文章的顺利发表。

文章刊发：

范合君、吴婷、何思锦：《“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基于互动治理的视角》，《管理世界》，2022年第10期，第126~143页。